2008年开始，将用5~10年时间，建立40~50个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基地。
毫无疑问，在全球金融危机不断加深、各国经济形势相继告急的背景下，这个信息相当地令人振奋。首先是为全球为数众多的国家和地区都在萎缩，而我们却有足够的能力“扩张”而充满自豪感，同时，更为历史终于给了中国一次绝好的海外高层次人才“抄底”机会、而中央决策层准确把握住并及时“出手”而感到由衷欣慰。
据有关统计，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121万余出国留学人员中，有二十多万学成后留在了海外工作，其中45岁以下、具有助理教授或相当职务以上的有6.7万人，就职于国际知名企业、高水平大学和科研机构，具有副教授或相当职务以上的高层次人才也达1.5万人之多。说实话，笔者很理解他们的选择。“人往高处走”是人之常情，哪怕仅仅是为了高得多的收入和好得多的生活待遇留在国外，也非常正常非常合理。
但2008年“地势”已开始发生改变。就在十多天前，上海海外招聘团到纽约后，吸引了近千名来自华尔街的华人金融业精英排队等候几分钟的面谈机会，回国时竟运回了300斤简历！虽然目前海外的高层次科技人才与金融人才的处境有所不同，危机中优势凸显、发展势头向好的中国正在成为所有海外高层次人才心目中一个新的“高处”却是毋庸置疑的。
正因为如此，笔者相信，中央启动的此“千人计划”当在海外高层次人才中引起强烈反响和积极响应。不出意料，未来几年将会有一大批高层次创新创业的科技领军人才回国建功立业。
不过，在乐观的预期面前，也有两点值得担心。其一，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后是不是能在国内的“土壤”里扎根、开花、结果？其二，如何防止像上海交大“汉芯”造假者陈进之流伪高层次人才混进来给国家造成损失？
因此，依笔者之见，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加大“出海”引进高层次人才的力度固然重要，但还需好好在国内把有关“工夫”下足。比如，尽快完善体制机制，健全政策措施，不仅给人才们提供足够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还尽可能营造宽容他们可能已有些“西化”的个性、习惯，甚至是“古怪”的环境；比如，利用互联网及一切可能的手段对目标人群及背景进行调研，建立人才信息库及甄别系统，等等。只有这样，才能使真人才留得下来干得成事，而假人才钻不到空子混不进来。(林蔚)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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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四海英才 创时代伟业——改革开放30年海外人才引进工作综述
人民网记者
2009年01月21日08:07
这一历史性的开端，源于邓小平同志半年前作出的一次重要指示，“留学生的数量要增大”，“要成千成万地派”，“要千方百计加快步伐”。对于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来说，派出留学生无疑重新打开了中国了解世界的一个窗口，为学习和吸收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经营管理经验开辟了重要渠道。从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０７年，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１２１．２万人，遍布世界五大洲１００多个国家和地区。
“留学热”和“回国潮”
３０年来，党和政府始终坚持“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方针，按照“拓宽留学渠道、吸引人才回国、支持创新创业、鼓励为国服务”的要求，鼓励留学人员回国工作或以适当方式为祖国服务。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神州大地先是出现了一波又一波的“留学热”，接着又出现一浪接一浪的“回国潮”。
“留学热”和“回国潮”的交汇，始自１９９２年。
１９９２年，中国的思想解放和改革发展跨越新的历史高度。邓小平说：“希望所有出国学习的人回来……告诉他们，要做出贡献，还是回国好。”上海在全国率先发布《鼓励出国留学人员来上海工作的若干规定》，制定了留学回国人员工作、生活等方面的优惠政策。１９９４年，我国第一家留学人员创业园——金陵海外学子科技工业园在南京诞生。
到１９９７年，香港回归，党的十五大召开，中国展现出改革发展的蓬勃生机和民族复兴的灿烂前景，汹涌的留学人员回国潮开始掀起。２０００年，美国《纽约时报》一篇长篇报道说，随着中国大陆经济快速发展，一个新的“人才回流”时代业已开始。从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８９年，留学回国的只有２万多人。到了２００７年底，留学回国人数已达３２万人。从２万到３２万，“细流”成为浪潮。
完善政策，拓宽渠道
为了吸引大批留学人才，党和政府不断完善引才政策，拓展引才渠道，加大引才力度。原人事部、教育部、科技部、公安部等部门先后制定出台了近４０个覆盖面广、针对性强、相互配套的政策文件。《关于鼓励海外留学人员以多种形式为国服务的若干意见》，提出了海外人才为国服务的７种主要方式及７条配套的保障措施；《关于进一步加强引进海外优秀留学人才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依托“２１１工程”和“９８５工程”等国家科技、教育资助项目引进海外优秀人才；《关于建立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工作绿色通道的意见》，在科研工作条件、知识产权保护、配偶和子女安排等方面，提出了２５条政策措施；《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建立了中国“绿卡”制度，简化出入境和居留手续；《留学人员回国工作“十一五”规划》，提出实施留学人才“集聚计划”、“创业计划”、“智力报国计划”……同时，各地各部门积极创建留学人员创业基地和服务机构，留学人员回国服务网络遍布全国。
２００３年，全国人才工作会议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提出把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作为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重大举措。中央组织部会同十几个部委成立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按照党管人才原则，统筹政策、统筹资源、统筹力量，形成人才引进工作的强大合力。
筑巢引凤，广揽英才
各地各部门围绕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依托重点科研和工程项目，制定实施了一系列人才引进和培养计划，大力引进海外优秀人才。
１９９４年，中国科学院启动“百人计划”，率先以每人资助２００万元的大手笔引进人才，迄今已引进高层次优秀人才１２３９人，推动了国内科研机构核心人才队伍的“代际转移”。１９９８年，教育部启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１００多所高校聘任了１３００多名“长江学者”，近９０％的受聘者为“海归”，有力提升了中国高校的教学及科研水平。中国科协的“海智计划”、团中央的“海外学人回国创业周”、中国广州留学人员智力交流会、浙江留学人员经贸洽谈会、欧美同学会“２１世纪中国”系列研讨会等等，为广大留学人员回国工作和为国服务搭建了平台。
北京打造“中国硅谷”中关村科技园区，现已吸引８０００多名“海归”创建了２２００多家高新技术企业，年产值达３００多亿元。上海实施“万名海外留学人才集聚工程”，现已引进海外留学人才２万多名，创办企业近４０００家，注册资金达５亿美元以上。江苏实施“万名海外人才引进计划”，计划用5年时间引进万名以上海外高层次人才，每年引进创新创业人才１００人以上，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才１０人以上。无锡实施“５３０计划”，计划5年内引进３００名留学归国的领军型创业人才，实际已经引进２５００名。
立业报国，星光闪耀
广大留学回国人员作为我国十分宝贵的人才资源，在现代化建设各项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据统计，７７％的教育部直属高校校长、８４％的中国科学院院士、７５％的中国工程院院士、８０％的国家８６３计划首席科学家、６２％的博士生导师和７１％的国家级教学研究基地（中心）主任，都有过出国留学或海外工作经历。
近年来，一批又一批海外高层次人才竞相回国。他们中有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数学大师林家翘、经济学家钱颖一、生物学家饶毅、数学家田刚、“图灵奖”获得者姚期智、生命科学领域科学家施一公等科技创新领军人才，为中国创造了许多世界一流的科研成果。还有一批科技创业领军人才，为中国创办了许多高新技术企业。
邓中翰博士在参加了新中国成立５０周年盛大典礼后，满怀激情回国创业，打造出“星光中国芯”；施正荣博士在无锡市创办尚德公司，短短几年就造就了一个新能源产业的财富神话。ＵＴ斯达康、亚信、百度、新浪、搜狐、携程、ｅ龙、盛大等，许多“海归”创办的企业在海外上市，在创造财富、创新技术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海归”已经成为加快自主创新、缩短我国与世界先进技术差距的一支重要生力军。
“千人计划”，新的篇章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关于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的意见》，要求各地各部门解放思想，抓住机遇，大力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
中央层面重点实施“千人计划”，从２００８年开始，用５到１０年，在国家重点创新项目、重点学科和重点实验室、中央企业和国有商业金融机构、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主的各类园区等，引进并有重点地支持一批能够突破关键技术、发展高新产业、带动新兴学科的战略科学家和领军人才回国（来华）创新创业。中央组织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了一系列配套的政策措施，包括准入政策、优待政策、重用政策、来去自由的政策等。召开了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会议，对在中央、国家有关部门、地方分层次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作出全面部署。
海外人才引进工作翻开了新的篇章。伴随着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进程，我们即将迎来海外留学人才回归祖国创新创业的澎湃大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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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
中科院未来5年将引进600名海外高层次和领军人才
2009年01月12日15:32
中科院常务副院长白春礼１２日在中科院年度工作会议上说，人才培养引进系统工程将把中科院各类人才计划整合为“高层次人才培养引进计划”、“优秀青年人才培育计划”、“支撑与管理人才培养计划”、“海外智力引进与人才国际交流培养计划”４大计划。
具体目标是，在未来５年内，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和领军人才６００名，引进培养学术技术带头人６００名，培养造就优秀支撑和管理人才６００名，培养支持青年创新人才６０００名，吸引和资助海外优秀学者和外国科学家１５００名来院工作。
白春礼表示，配合国家相关人才计划，中科院将加大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力度，重点支持院内成长的科技领军人才主持或承担国家或院的重大科技任务，继续培养和引进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加大对３５岁以下优秀青年创新人才的支持，拓展国际化培养渠道，优化青年人才成长环境，为有潜质的青年人才成长创造条件，激励优秀青年人才不断挑战自我、脱颖而出。大力吸引和培养优秀技术支撑和公共支撑人才，支持引进急需紧缺的杰出人才，稳定重大科学工程优秀技术骨干和公共技术平台负责人，培养大批中青年管理骨干和优秀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人才。
中科院还将分层次有重点地吸引和资助活跃在国际前沿的海外优秀学者和外国科学家前来访问和工作，以定向选派为主，支持优秀的青年科技人才、支撑人才、骨干管理人才和转移转化人才的国际化培养。（新华社北京１月１２日电 记者 吴晶晶 孙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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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
中科院加大35岁以下青年创新人才培养力度
2009年01月13日10:30
人才培养引进系统工程由“优秀青年人才培育计划”、“高层次人才培养引进计划”、“支撑与管理人才培养计划”和“海外智力引进与人才国际交流培养计划”组成。预计在未来5年内，培养支持青年创新人才6000名，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和支持领军人才600名，引进培养学术技术带头人600名，培养造就优秀支撑和管理人才600名，吸引和资助海外优秀学者和外国科学家1500名来院工作。
中科院方面还表示，工程的实施不是简单地沿袭现有人才计划的管理办法，而是在对现行人才计划和政策制度体系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吸纳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做法，革除阻碍人才成长的各种政策制度和体制束缚，建立相应的人才流转机制，促进人才队伍不断动态优化。（记者谢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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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
用成功报效祖国——“星光中国芯工程”十年启示
人民网记者
2009年01月14日09:41
10年的光阴远去了仿佛一个初生的婴儿，从第一声啼哭到蹒跚学步，到成长为一个充满活力的少年，“星光中国芯工程”长大了。而他们，一群朝气蓬勃的年轻人，用激情和梦想，书写了中国高科技发展史上的一段传奇。
“要为祖国做一些有用的事”10年前，邓中翰已经在美国成就了一番事业。这位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年轻人，获得了电子工程学博士、经济管理学硕士、物理学硕士学位，是该校建校130年来横跨理、工、商三学科的第一人。毕业之后，邓中翰先后在Sun和IBM工作，在技术研发领域建树卓著。之后，邓中翰创建了市值达数亿美元的硅谷芯片公司。
但有一个心愿始终在他心头萦绕。记得那是即将离开伯克利这一天，田长霖校长对他说，你在美国做得很好，学了非常多的东西，但是还没有为祖国做过任何有用的事情。
1999年10月1日上午，邓中翰应邀观看新中国50周年国庆庆典，看了盛大的国庆阅兵式后，他感受到了身为一名中国人的骄傲和自豪,邓中翰以阅兵车队为背景留下一张具有纪念意义的照片。这一天下午，热血澎湃的邓中翰和一同回国的好友杨晓东、金兆玮一起登上八达岭长城誓师：用成功报效祖国，改变中国无“芯”的历史！两周之后，他们用国家注入的1000万元风险投资创办了中星微电子公司，挑起了“星光中国芯工程”的重担。
“不到长城非好汉。站在长城上，我们感受到了一种精神的力量，立志要做出一番事业来。”10年前的那一幕，杨晓东至今历历在目。公司最初设在北京北土城西路103号一个没有取暖设备的仓库里。“芯片研发是一个高投入的行业，我们必须节省每一分钱，把钱花在刀刃上。”邓中翰说， “我们一定要度过这一个冬天，‘中国芯’才能迎来春天。”
“要让世界的目光聚焦东方”v
然而，困难也在时时考验着这群年轻人。2001年，邓中翰带队到日本索尼拜访客户，原本约好一个小时的会议，只谈了5分钟就被打发了。出门之后，邓中翰暗暗地想：“我会回来的！”经过4年100多次的艰苦谈判，索尼新一代笔记本电脑上的摄像头已经装配了“星光五号”芯片。“一个人的品性来源于他的追求，如果他的追求是促进社会的发展，促进国家的进步，那么他在困难的时候会坚持奋斗，在有一些成功的时候，会看到前面还有更远大的事情要做，不会自满。”中科院院士周光召说。
2004年12月，“星光中国芯工程”推出针对手机铃音处理的“星光移动一号”手机多媒体芯片，以硬件方式实现了手机64和弦和真唱铃声的应用突破，并且在可下载音色库中加入了古筝、二胡等中国元素，三星、联想、TCL等国内外几十家手机厂商都在最新型的产品上采用了“星光移动一号”芯片。
“我为他们的抱负深深感动了”副总裁张亦农说。那是2005年底，邓中翰在与他见面时说：“中国迟早会产生博通、德州仪器这样的企业”。不久，当张亦农到北京参加面试时，从早晨一直到下午6点钟，中星微的工程师轮番与他交流技术构思，杨晓东则从晚上9点一直与他聊到凌晨3点多，谈技术、谈企业未来的规划。面对张亦农的惊讶，杨晓东微笑着说：“生活每天都是这样。”
2005年11月5日，一个中文签名第一次出现在美国纳斯达克证券市场的巨型屏幕上，“占有全球计算机图像输入芯片领域第一的市场份额，拥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作为第一家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芯片设计公司，中星微言语间展露的，是一个创新型国家正在崛起的自信实力。
2008年10月12日，中星微员工在长城上举办10周年庆祝活动。“万里长城走完了第一步，我们只是取得了小小的成功。让我们一起做好汉，一起往前走。”再次登上长城，杨晓东依然信心满怀。
10年，改变的是容颜，不变的是信念。他们仍在路上，向着远方奔跑。 （责任编辑：刘红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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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界需要一场彻底的改革
Neo
二○○六年就这样轰轰烈烈的过去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依然强劲，外汇储备
达到了空前的一万亿美元，国力空前强盛，作为一个中国人，作者自己都觉得腰
板儿更硬了。与此同时，中国用于科学研究的经费也有了巨大的增长，据2004年
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中介绍，仅2004年，中国投入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的
经费就达1966.3亿元[1]。但是就科学研究的质量而言，恐怕并不容乐观。直到
2004年以前，中国连续25年未曾在Cell（一本生物类的国际著名刊物）上发表过
文献。而且中国的科学研究很少能有创新性、革命性的发现。仅就生物医学这一
个领域来看，在生物制药方面，迄今为止，中国没有研制出一种抗生素，目前国
内所使用的抗生素，要么是进口的，要么是仿制的；重大的医学发现，几乎都与
中国人无缘，教科书里有以美国人命名的疾病，有以德国人命名的疾病，甚至有
以日本人命名的疾病，但是唯独没有以中国人命名的疾病。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
反思，这是中国人不如外国人吗？但是为什么很多中国人到了美国可以拿诺贝尔
奖，在中国大陆却不可以？连钱学森老先生都忍不住说了一句：中国现在没培养
出什么科学大师来。衬托这句话的还有2006年中国科学界的“汉芯事件”、“邱
小庆事件”、“魏于全事件”。这不得不引起人们的反思，中国科学界到底怎么
了？
这还能用中国现在仍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来解释吗？这还能用中国
现在国力太差，硬件设施不完善来解释吗？这些解释作者认为无疑都是荒谬的，
就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年代里，在那个国力羸弱，条件极端落后的年代里，
中国还造就出了一大批学术大师：物理学的有吴有训、吴健雄、饶毓泰等等，数
学有陈省身，人文科学有胡适、冯友兰，经济学有张培刚等等。但是为什么现在
条件好了，国力强大了，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了，反而没有科学大师了？
作者个人认为，这是中国科学界积重难返的表现。这些积重难返表现在很多
方面，第一，缺乏独立、自由的科学研究制度的保障，中国的科技管理目前仍然
停留在人治的阶段[2]。我们国家的科学研究机构，受到很多非科学方面的制约，
没有独立性，在自然和社会科学界的各个层面中起重要乃至于主导作用的是人际
关系。这主要表现在：一、大量行政人员充斥于各科研院所并掌握很大的权力，
这些权力包括：科研经费的分配，科研项目的设立，评审专家的遴选，乃至于科
研人员职称的评审等等方面。这不仅仅是各科研院所独有的现象，这种极端愚昧
的管理模式渗透到中国的各个部门，一般而言，行政人员都占该机构职工人数的
一半左右。这些行政人员既不懂得科学研究的方向，手中又握有无限的权力。而
且由于行政人员的充斥，还造成一方面，该机构正式编制的职工人满为患，一方
面，进行实际工作的人才无法引进，这样所造成的恶果可想而知。最直接的表现
就是我们所谓的科研经费的申请和科学奖励的评审。作者本人参加过省级科技进
步奖的评审过程，参加初选的专家都由科技行政部门（省科技厅）指定，过程既
不透明也不公开。而且参加医学成果评定的专家有学农业的，学地质的，为数不
多的医学评审委员还不是该成果所属专业的。可想而知，这种所谓的评审含金量
到底有多少？！这些所谓的评审专家有几个能真正懂得该成果的研究方法，结果
的可靠性，成果的应用价值？！而且如果被评审人员和科技行政部门有着密切而
且良好的关系，那么评审的结果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在这种模式管理下的中国
科学界怎么避免学术腐败的发生，只有天知道了。
二、对各高校和科研院所进行过多的行政干预。毋庸赘述，就全世界而言，
大学以及大学的附属科研院所都是科学研究的中流砥柱，我们很少看到其他发达
国家对大学的行政干预。但是在中国这样的情况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上世纪
50年代，好端端的大学进行拆分，一个同济大学就被拆得四分五裂。运作了四十
多年以后，不知道又怎么提出了一个到21世纪要创办100所全球著名的大学的口
号，旋即开展了各高校的合并狂潮。一时之间大专升格成学院，学院升格成大学，
大学之间进行大合并。一时之间，一个个航空母舰般庞大的大学纷纷出笼。仿佛
随着机构的增大，名称的更换就可以变成全球著名大学似的。如果这种合并能带
来实质上的进步与合作也就算了，不过我们看到的是名合而实不合，甚至合并后，
各学院间还勾心斗角，为了一点可怜的经费你争我夺，把学校搞得四分五裂。其
实在美国，理、工、农、医各院齐全的大学也只有四所。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她
的名称也就是一个学院（Institute），而且只有理工科，这并不妨碍她成为全
球著名的大学。合并还不算，对各校的招生也要指手画脚。国家以目前大学生、
研究生、博士生占全国人口的比例还很低为由，让各高校进行近似于疯狂的扩招，
2007年光是硕士研究生报考的人数就超过100万，目前中国在校的博士生超过
12.5万，超过美国。作者在2003年某高校硕士研究生入学典礼上甚至听到了如下
荒唐的言论：“今年我校（仅指医学院）的研究生录取人数是538人，已经超过
了我校本科生的数量，这标志着我校已经转变成了一所研究型大学。”诚然，研
究生，特别是博士生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教育、科研水平，难
道说我们国家的教育、科研水平比美国还高？！作者认为目前中国的大学实际上
已经到了不堪重负的地步。以明尼苏达大学医学院为例，据该校教务长介绍的情
况来看，该校医学院学生和老师的比例几乎是1:1。而作者硕士所在的院校，某
导师一次招收的博士研究生就多达15人，而且这肯定不是最多的。就这些学生的
管理来看，作者的有些同学一年能和导师见上一次面已经就不错了，更遑论如何
耳提面命，事必躬亲的指导了。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国家2006、2007连续两年
报考硕士研究生的人数都超过100万！
三、政府过多地介入高校的管理，并且对各科研院所仍然采用粗放的管理模
式。举个简单的例子，今年哈佛大学的校务委员会选举产生了该校历史上的第一
位女校长，这使我联想到，中国大学的校长基本都是教育部指定的。仅从这一点
就可以看出，我们的高校管理目前仍然沿用以前的做法。如果校长不能由学校进
行差额选举、全国甚至于全世界竞聘产生，那么很难保证校长在管理时的公平与
公正，校长就会看政府的脸色行事，这也给了政府官员一条以权谋私的通道，他
们可以利用职权为自己的亲属谋利。
第二，中国的道德教育失范。蒲慕明先生认为阻碍中国科学研究进步的一个
主要原因是中国缺乏一种科学文化，他认为中国过去的遵奉权威，迷信传统，墨
守成规的儒家传统教育是造成这种科学文化匮乏的原因[3]。在这一点上，作者
并不同意他的观点。解放以后，特别是经过那场发人深省的“大革文化命”之后，
儒家传统教育的思想，特别是其中的精华部分在中国已经荡然无存。特别令人痛
心不已的是，传统儒家教育所谓的礼义廉耻等等，在中国大陆的教育体系中几乎
已经看不到了。以作者本身所受的教育为例，在整个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
阶段，几乎没有老师给学生讲做人的道理。（如何做人都是家长在教育。）老师
们追求的是升学率，因为没有好的升学率，老师们的饭碗就保不住。在作者小学、
中学阶段里，一个普遍的观念就是，凡是学习成绩不好的同学都是坏孩子，都不
要和他们打交道！而且在作者小学、初中这种懵懂无知的时候，所谓的思想品德
课都给作者灌输的是我们国家的集体主义如何如何好，欧美发达国家是个人主义
如何如何糟糕。但是集体主义教育的结果是漠视个人的权利，不尊重别人的权利，
最后导致极端的自私自利。作者本人在给本科生带见习的时候，在谈到如何做一
个高尚的人，有爱心，有良心的医生的时候，却引来同学们一阵嘲笑！从作者的
亲身经历可以看出，中国现在的教育，既不墨守成规，也不遵奉权威，而是从小
就向这些“祖国的花朵”灌输一种唯利是图，自私自利的思想。看看“汉芯事
件”，看看“邱小庆事件”，你就会明白饱受这种思想浇灌的“花朵们”成长起
来的时候，当他们走上各个岗位，走上科学研究领域的时候，所带来的后果有多
么可怕！
基于以上这些因素，作者认为中国科学界迫切需要一场彻底的变革。良好的
制度是事业成功的保障。首先，中国科学界目前迫切需要将这种人治的管理模式
加以破除，还给科学界一个独立的、自由的学术、科研环境。有几点建议：一、
研究机构的行政人员是为科学研究工作者服务的，在这个前提下，有必要减少行
政人员的数量，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限制行政人员的权力。说得更具体点就是
不能让行政人员掌握科研经费发放的权力。作者认为，基础学科的经费发放的权
力应该下交给专门的学术委员会，并且引入优胜劣汰机制，由学术委员会监管经
费的发放和组织定期考核。即，该学科，该专业成立学术委员会，最好组织国际
同行评议；参与评审和考核的专家小组由学术委员会随机抽样产生，并在评审前
和考核前对这些专家进行保密，对该专业该课题进行评估和定期考核，评估和考
核的专家小组成员应该不同，评估完成后，由学术委员会向课题组通报评议或考
核的结果，并且可以和课题组讨论这些结果是否恰当，然后由学术委员会根据评
议和讨论的结果投票决定是否向该项目投资或继续赞助。这样做有几个好处：1、
由于都是本专业的同行，那么对该专业领域的研究方向就会更有认识，就能够充
分了解该课题是否值得资助，可以避免弄虚作假和浪费。2、可以有效的监管课
题进展的情况以及结论是否可靠，如果不能通过定期同行专家评审的课题组当然
不能继续获得经费，这种课题组也会被自然淘汰。3、特别是对一些大型或中长
期研究题目进行国际同行评议是非常重要的，这不但可以避免学术腐败的发生而
且还能够更高效的利用资金。4、有助于建立一个良好的学术交流和学术监督体
制。这样做可以有效的降低学术腐败发生的可能性，可以让企图行贿的人员无从
下手。而且在课题组和学术委员会的讨论中真正的学术批评和学术交流才能够建
立。
二、应用技术类的经费应该多和企业挂靠，国家应该对投资进行应用技术类
研究的企业予以相应的优惠政策和奖励等等。这样做的好处不言自喻，企业主用
于应用技术的投资是要收回的，市场会检验这种研究的可靠性和创新性，没有企
业主愿意投资给伪技术研究，经不起市场检验或不能得以应用的技术研究是会被
淘汰的。国家还可以将更多的经费投入到基础科学研究和改善科学研究人员的待
遇方面。
三、科学研究机构应该为科研人员提供良好的研究条件和切实保障他们的权
利。中国长期以来其实并没有认识到只有人才才是最重要的，往往在一个单位看
到，为了新买的先进设备而改善工作环境。进入到二十一世纪，对科学研究工作
者的人文关怀，经济关怀非常重要。中央电视台有一次播出了一个纪念陈景润先
生逝世十周年的片子，里面讲到陈景润先生为了进行科学研究把家安到厕所里，
因为只有厕所能够通宵供电。作者看到这里，感到非常遗憾，让一个科学家在这
样的环境里工作不仅是对中国科学家侮辱，而且还是整个中国科学界的耻辱。作
者认为对献身科学研究的人员，不但要提供良好的科研环境、科研氛围，还要切
实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应该给予优厚的待遇，解决他们的家庭困难，子女就学
等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应该建立有效的人才流动机制，让科学研究工作者能够自
由流动，不要进行诸多限制，这样还能有效地进行推行优胜劣汰的科学研究机制，
创造一个真正尊重人才的气氛出来。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在美国几乎每个州都有
一个特别出色的医学中心，有的州甚至有好几个，而在中国各地之间的差距特别
大。为什么在中国这种差距大？这不仅仅只是艰苦的地区工作条件差的问题，还
有这些献身的人员的待遇太差，子女就学也无法保障。不能要求这些献身艰苦地
区工作的科学工作者献了青春献终生，现了终生还要献子孙！！如果对这些献身
艰苦地区工作的科学工作者能够给予优厚的待遇，解决他们子女进大城市受教育
的问题，作者认为，能够在相当程度上解决中国科学发展的地域问题。
四、给科学研究人员更自由的研究空间。中国目前仍然存在一种现象，喜欢
制定大课题、大方向。在21世纪的今天，仅靠组织和动员科学家们对某一具体规
定的共同目标进行攻关，仅靠投入经费是不一定能在科学上取得成效的[3]。
2004年蒲慕明先生在中国神经生理所年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现在不会树一
个大旗，说我们要解决重大神经退行性疾病，要解决Alzheimer’s disease、
Parkinson’s disease。不是因为我们对这些疾病没有兴趣，不愿意解决这些问
题，而是时候未到。”中国神经生理所所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但是蒲所长
并没有给生理所的人制定大方向，树立宏伟的目标。我们对科学研究人员的态度
也应该如此。国家和政府不要过多的干涉科学研究人员的工作，不要提真大空的
口号，这只会造成学术浮夸和学术腐败的横行。国家和政府需要做的是如何提供
一个自由的、优越的科学研究环境让科学家们能够自由的从事自己感兴趣的研究
[3]。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这些由兴趣组成的涓涓细流终将汇成江海。
最后，中国目前迫切需要普及新时代的传统道德教育，应该将赋予了全新时
代的意义的道德教育向全民普及。作者当然不是提倡三从四德、忠君等等封建思
想。道德的核心内涵是相对固定的，作者认为应该将这种核心内涵向全民推广，
在青少年时期就让大家普遍建立一种诚实、守信的作风，这对整个中国科学界乃
至全社会都将起到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
http://www.stats.gov.cn/tjgb/rdpcgb/qgrdpcgb/t20051228_402298646.htm,2
005-12-28.
2.
体制. Nature (中国之声). 2004; 432（supp 18）: a12-a17.
3.
2003;428(supp 6968):204-205.
(XYS2007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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