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记忆

童年的记忆

都说现在的小孩是“小皇帝”。吃的，穿的，玩的，想什么有什么，要什么给什么。都说现在的小孩是最苦一族，从上幼儿班开始，起得最早，睡得最晚，背得最重，小眼镜多，小大人多。无忧无虑的天性，天真活泼的童心被没完没了的“爱好”培养和“分数”、“名次”进位扼杀。家长们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个个理直气壮：不能输在第一起跑线上。这让我想起我的童年，虽然那个年代物质匮乏，生活枯燥，但记忆中的童年，我却充满了温暖、快乐、梦幻。

那是一个缺食少衣的年代，生在农村的我要吃一顿白米饭也是非分之想。老家的土壤盐碱成分多，不长水稻，以种植麦子、玉米旱粮为主，顿顿喝的是照见人影的大麦、元麦糁儿粥，能偶尔有几颗白花花的米粒粥锅打底，就高兴得不得了。够不着锅台的我总要站到小凳上用勺子从锅底下多捞点稠的，锅巴焦糊味儿的米粒好香。每每这时，一旁的大人都为我的“壮举”而转身捧腹偷笑。忘不了一种经饥耐饿的面点——“榔头元子”。母亲从布袋里抓些元麦面粉调和，然后用木筒或瓶子压成条块状，切成拇指大小的面疙瘩，再丢进粥锅里煮熟。这种面点不是天天都能享用，是春夏秋种农活儿很苦很忙时才偶尔吃到几次。其实“榔头元子”吃得最多的还是我。开锅时，母亲要盛上半碗悄悄让我先吃了；吃饭时，做力气活的大人也舍不得多吃“榔头元子”，你两只他三只地把这种面疙瘩夹到我碗里。小时候，穿一件新做的保暖裤也很奢侈。七、八岁当儿，母亲为我缝制了一件很特别的棉裤——套裤。为了少用几寸布，几两棉，套裤只有光秃秃的两只裤筒，用带子系在腰上。记得母亲说过，腿子暖了身子就不冷，屁股受点凉不怕，孩子屁股后面有三把火。小时侯，我冬天的脚上大多蹬的“茅窝儿”。奶奶做的“茅窝儿”边口镶嵌了各色碎布条，不磨脚面，不打脚后跟。“茅窝儿”有脚汗了，奶奶会把它拿到窗台上晒晒。遇到连续阴天下雪，母亲也会把“茅窝儿”放在灶膛旁烘烘。当发觉我有故意把鞋底弄湿的嫌疑时，她们也不责怪，更不会击穿我的诡计，主动生火取暖。奶奶捧来铜炉，母亲从灶堂里铲出滚烫的草灰，潮湿的“茅窝儿”放在蜂窝眼的铜炉盖上，不一会儿就烘干了。在奶奶、母亲生火的间隙，我早已把玉米，蚕豆悄悄地塞进炉子，不一会儿就传出“嘣、嘣”的爆米花声，随即满屋飘香。

童年的生活苦涩，但从心底感到温暖。

那个年代，别说什么娱乐设施，花钱买的玩具也很少见。我玩的玩具不是石子、瓦片，就是弹弓、木枪。什么抓母儿，捏泥巴、甩铜板、跳房子，打水漂、抽陀螺，五花八门。放学后玩，星期天玩，寒暑假里更是天天玩。有时在放学的途中就打起帮来玩，搭起伙来玩，变着戏法玩，忘了回家吃饭，忘了书包丢在何处，直到母亲从身后拎起耳朵时，才慌忙挣脱，一溜烟逃回家去。难忘的游戏有抓母儿。母儿是用布头做成的小沙包，平时藏于书包，玩时各自掏出。这第一步是先把母儿撒在地上，随便抓只母儿抛起，并瞬间拣起地上的另一母儿，再迅速接住空中落下的母儿，动作要在秒内完成，全靠眼疾手快。第二步是在向空中抛起母儿的同时，要抓住地上的两只母儿。第三步是既要接住空中的母儿，又要抓住地上的三只母儿……。比赛一结束，坐在泥土地上的我们都猛然站起，把屁股朝着对方，使劲地拍打身上沾满的泥灰。一番嬉闹后，我除了能看清对方脸上的两只眼珠子在动外，已找不到皮肤原色。那“跳房子”的游戏也记忆犹新。先用铅笔刀在空地上画上格子，格子顶端画个半圆弧形。拿出专用瓦片，收起一条腿金鸡独立，用另一只脚踢瓦片，一格一格向前，瓦片可以滑进一格也可以滑进多格，但不能压线或飞出线外。瓦片踢进半圆弧线状的格子后，再往回踢，如此循环往复，比谁心细，比谁耐力强，直踢得脚上的“茅窝子”龇牙咧嘴，直踢得浑身大汗淋漓。要说打仗的游戏，那是我的最爱。放学后，我们几个悄悄躲进偏僻小沟，大家齐动手，扳下树枝做大刀长矛，用水拌合泥巴做地雷、炸弹，用枝条草叶扎成掩蔽圈戴上头顶，由我明确敌我分工，各自迅即展开攻势，直炸得“敌方”人仰马翻，断臂少腿，举手投降。记得几次是挎着猪草篮子出门的，玩起这些惊险、刺激的游戏后，早把挑猪草的事儿抛于脑后，直到太阳落山，猪菜篮子还空着时全都慌了神，我匆忙挖了些野菜，用枝条架空篮底，装出很沉重的样子，从母亲面前一闪而过。

童年的娱乐原始、枯燥，但玩得轻松、愉快，什么负担也没有。

童年，我也有许多梦幻，是最没出息、捧不上台面的遐想。刚记事的一天，我们几个顽童在村土窑旁玩耍，那个从外地聘请来看窑火的师傅正在吃煮鸡蛋。他手中的蛋已经剥去外壳，晶莹透明的蛋白微微颤动。只见师傅用手指沾了点盐抹撒在蛋白上，一口咬下去，半白半黄的蛋面留下了几道清晰的齿印，再一口，手中的鸡蛋就没了影踪。可以说，当时我们没有一个不噎馋口水的，“小眼睛”的口水流下了一串串。那熟鸡蛋太诱人了，那吞咽动作太猛太快，怎么就不能让我们多看几眼解馋。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做了一个鸡蛋梦，吃了煮鸡蛋、煎鸡蛋、荷包蛋，太过瘾了！也是刚记事时，一个上海远房亲戚来到我家，给我带来了玩的全新感受。他用铜丝裹着磁铁，连着两只火柴盒，两人相隔百余米对着火柴盒唱歌说话，声音清新悦耳，美妙动听。他告诉我，有一种叫收音机的东西，只要打开它，里面的人就能说话唱歌。那以后，我几个晚上都梦到了那个叫收音机的宝贝。直到七十年代初，我才有了一台心爱的“红灯”。还是刚记事的那年月，在瑞士大使馆做厨师的黄伯伯回家探亲，手腕带了一块名表。那时我们哪里知道表为何物，派啥用场。大人们也对这个不看太阳看手腕的精巧玩意儿十分好奇，有事没事总要找个理由上门问问时间：几点了？在得到黄伯伯的准确答复后还不放心，总要扳开黄厨师的手腕亲自看一看长针和短针。至从那时起，我的手腕上总要用笔画一只表，直到七十年代底才戴上了一块真正能走动的“锺山”表。

这些童年的梦幻，虽显幼稚，但真切、实情、无华。

   “六、一”，是儿童的节日，也是成人怀旧的日子。今敲上几段童年记忆，补上怀旧之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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