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他的脊背上看见了天边！___悼陈虻主任

    每次看到他，都是在机房边审片。当年的社会记录，几乎每期都赶在播出前一小时往台里送带子，而不管多晚，他总是在编辑机前几块饼干一瓶水一包烟地不放过片子任何瑕疵后签字放行，然后塞上一口饼干投身另一节目的审看。我曾经为《社会记录》频繁地回炉重录抱怨过，记得最多的一次是重录16次，几乎每期片子我都做好了重录的准备，每天光是化妆卸妆少说就是四五次，编导们总是歉意地告诉我：是陈主任要改的，这样说总是以我毫无脾气地接受为结果，因为所有的编导哪怕是最有个性最自负的都会在他不愠不火的略带揶揄的又充满诚意的、犀利的、调侃的、准确的、极富建设性的、逻辑条理非常清晰的审片意见面前显得是五体通泰心服口服。我没什么机会聆听他的教诲，一是因为我很脆弱，怕被人训斥指正，二是我总认为我属于前台人物，没必要在幕后工作里浪费精力，每次的审片，他的周围会挤满无关的人，就想来听听他的高见，而我总是能闪则闪溜之大吉，我想这可能是我成为电视民工后最大的失算了。他很厚道，对编导们措辞有时从不给情面，但每次评价我都很谨慎，我想那可以叫保护，也可以叫宽容，更可以叫鼓励。他总会让编导们要会展现我的优点，要了解我，要物尽其用，要多给我施展的空间，要保护好我的缺点，要引导我逐步有电视人的心态和视角，最关键的要体谅和容忍我对新闻的无知。我就这样在他间接的指导教诲下吃力地成长了。

    在很多人眼里，最初的社会记录是怪胎是异类是边缘化的自得其乐自我陶醉的午夜剩菜，后来人们逐渐认为这道菜还是蛮香的，只是菜品难看了些，指的就是我的做派。2003年4月的某天，我第一次来到南院，那天的《社会记录》立组会上，我发现这的人都很有艺术气质，姓陈的不知叫茫还是萌的那位主任像画家，制片人李伦像诗人，编导金辉像满腹怨气的乡村音乐教师，赵文忠像野兽派雕刻师，偏偏我这个搞艺术的像街边小贩，一切就这样在错位中行进着，我的卑琐和边缘化在陈主任的牵引下逐步找到了自信，我渐渐地融进了这个集体，和他们一起缅怀《生活空间》的辉煌，一起体验评论部年会的肆意畅快,一起在南院堆叠满当的各式紧凑型轿车的缝隙中一边吸烟一边欣赏新来的女实习生，一起在生熟的各种菜味混杂的食堂里挑选根本都看不懂也基本不看的各类国内外经典纪录片。

    每次看到他疲惫地左手夹烟右手拿文稿耳朵还塞着耳机眉头紧锁地听着手机往外寻车时，我们都会竞相上前敬烟，他只抽柔和七星，对每颗递上的尼古丁也不拒绝，这个时候我才会听到他对我短暂地友善地提醒几句，阿丘啊，这段不错啊，只是哪期节目的哪段态度不够悲悯正直，哪句话没有好好琢磨，哪个该展现个性的小节有些拘束等等，我想这是我从他那得到的最具体最琐碎也是最贴心的指点吧，然后他便急促地钻进那辆脱漆的白本田缓缓消失在门外那条挤满老人儿童的巷子里……

    在他的办公室看到了很多当年他和各栏目兄弟姐妹的合影时，那里已成了他的缅怀室，细数照片里的各色人等，我始终没有发现我和他的合照，无论是刻意的还是抓拍的，这说明我和陈主任是很难物以类聚的，我总能感觉到他对于我这个半路参加革命的江湖艺人总是呵护有加言语谨慎，生怕打击我对电视新闻事业的信心和积极性，他知道我不是块好钢，但他知道他自己能使废铁物尽其用，所以没有给我任何标准化的指令，让我自由伸展，让我自己寻找合适的坐标。还记得06年的年会上，规则指派部领导选出一位你心目中该年度最辛苦的主持人并背着他绕场一周，他毫不犹豫地选了我，我起先以为他是图我个小轻巧省力，事后才明白这是他真诚地对我一年工作最好的肯定。在他的背上，我刹时高大起来，我甚至看清楚了礼堂最后一排同事的表情，这样的视野，是我一生最自豪的高瞻远瞩！人生何处不相逢，天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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