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奥运转播与口径问题

    忘记宏大词汇，只为自己
    8月6日早晨北京传递奥运火炬，我和姚明的火炬交接地点离金水桥不远，我跑第八棒，姚明跑第九棒。交接火炬后我跟姚明拉了一下勾儿，因为我们有一个约定。

    我跟姚明说，我就怕小组赛里我们为了进前八，放弃3场死拼2场。如果这样就等于少看了3场好看的比赛，我们就成了“梦八队”了。奥运会前八名，中国已经进过两次了，为了再进一次前八而放弃比赛，我想观众也不会答应。篮球爱好者最郁闷的就是看了十分钟好球，然后主力全下，保存实力。姚明说他也是这么想的，全队也都有这个精气神，我们拉勾就是约定：超越比赛，享受奥运。

    我这种看法也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这次奥运会男篮小组比赛的票比决赛票还贵，这说明观众就是冲着好看的比赛去的。如果我们的体育迷观念转变了，运动员的竞赛观念也应该随之转变。

8月6日上午8点11分，白岩松与姚明在北京故宫午门外进行火炬交接，白岩松跑第八棒，姚明第九棒。　萧然/摄

    悉尼奥运会射击比赛之后，有位记者问王义夫，你为什么得了银牌？得银牌就要被质问，这种压力合适吗？确实，改革开放之初我们一次次为金牌热泪盈眶。我无意嘲笑我们的过去，当时我们也没有错，因为我们什么都没有，就靠着那些金牌，让我们觉得自己还凑合，还行。现在值得我们自信的地方很多，就没有必要为金牌付出那么惨重的代价了吧？

    王义夫得了银牌之后，前国际奥委会执委何振梁说，“这块银牌胜似金牌”，看重体育本身，淡化金牌意识，这就是竞赛观念的进步。我跟《全景奥运》团队沟通时就两句话——首先是5个关键词：人、故事、情感、戏剧化场面、细节；其次是以非常规的语言风格和方式关注主流的内容。

    后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过去我们都是用语言告诉大家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常规。这次我们花7000元钱做了一个地球仪，目的就是关注体育不发达国家。比如，伊拉克第一个运动员参赛，他可能拿不到金牌，甚至拿不到名次，但这一刻是伊拉克全国的荣耀，我会拿出一面小小的五环旗，把地球仪转到伊拉克的方位，把旗插上去。再比如，非洲地区的选手体质很不适合游泳，如果非洲某国选手参加游泳比赛，我一定要找到这个国家把旗插上去。我们内部把这个环节称为“奥运地理”，地球仪就是非常规的方式，这个环节背后的理念就是超越胜负。

    我主持《全景奥运》时很松弛，我与大家一起享受，不再被某些具体的诱惑所控制。在演播室里试镜时，我下意识地把胳膊支到地球仪上了，大家都说这个肢体语言好。我一直用3个词：放松，享受，快乐。不能总是惦着问人家，我们这儿好不好？那儿好不好？我们还可以吧？

    某种事情，突然忘了自己也许是最对的，忘我是一件很好玩的事儿。悉尼奥运会时，孔令辉和老瓦决赛打到第五局，2∶2之后我紧张得在演播室呆不住了，捂着耳朵出去了。回到演播室，接着直播时我忍不住敲桌子，咣咣咣。你见过中央电视台直播时敲桌子吗？我就是要共振！事后谁也没说我不好，我想大家那个时候也都在敲桌子。

    这种紧张也是享受的一部分，而不是对金牌的患得患失。如果让我推荐看点，我建议一定要去看你喜欢的项目，不一定非看可以争夺金牌的。过去我们也许连规则都不懂，就因为有可能得金牌就去看某个比赛。现在中国人已经告别了靠金牌抚慰自信和自尊的时代，一定要学会把奥运会当礼物送给自己！忘记一切宏大的词汇，只为自己！

    千万别把奥运当做出名的机会，那是出丑的时刻
    我跟奥运会深层结缘已经15年了。1993年北京申办奥运会，我准备了两个稿子，一个成功的，一个不成功的。萨马兰奇宣布成功城市时，我们都听错了，以为北京获得了成功。大家忙不迭地开啤酒，啤酒沫子喷了我一身，我当时就只有一套西装。大家说，你就带着啤酒沫子上去！

    我正准备上场，才发现获胜城市是悉尼。我只好脱下西装，穿着白衬衣上镜，读了为申办失败准备的稿子。第二天早上我再看自己的节目，忍不住号啕大哭。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我开始采访奥运人物；2000年我和宁辛两人全程直播了悉尼奥运会；2001年我在莫斯科，见证了北京申奥成功。在此之后，与奥组委相关的活动，奥运口号、吉祥物等等，都是我和杨澜合作主持的，直到主持《全景奥运》。

    我本人酷爱体育，在家几乎不看别的频道，只看CCTV-5。每个周末我都看足球，刘建宏、段暄我们一大帮子经常聚会。后半夜的比赛，稍微有点意外，他们就会接到我的短信，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我曾经创过广电部的跳远纪录，6米30，这个成绩在业余选手中已经相当不错了。前不久这个纪录才被打破，一打听才知道，破我纪录的那位是体大毕业的人。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坚持运动，尤其喜欢游泳、踢足球。去年9月26日，我们一帮人踢球，我骨折之后住进北医三院，做了手术。我离开那张病床，中国女足队员马晓旭接着住进去了。开个玩笑，我不是专业运动员，但受的伤是专业的。

    这次奥运会报道，早在3年前我就和体育中心一起开会了。主持的问题，去年就基本上定下来了。今年1月份，我向副台长孙玉胜、体育中心主任江和平汇报了《全景奥运》的节目构想，本来设想5月份开始磨合，大地震来了。那段时间体育中心从来没主动找过我，他们自己的报道准备工作也很低调。7月28日我才正式到体育中心工作。

现在中国人已经告别了靠金牌抚慰自信和自尊的时代

    假如我这次直播表现不好，时间匆忙不能成为借口。对我个人而言，体育不是几个月的准备，而是十几年的准备与积累。地震前我给体育中心现场记者做培训时讲过，我们出镜的记者和主持人，千万别把奥运会当做出名的机会，那是出丑的时刻。

    为什么不要总想着出名？现在不像8年前，就一个频道播奥运会，从头到尾都是白岩松和宁辛。现在9个频道转播奥运，观众分流很大。其次，观众的竞赛观念在变，他会挑自己喜欢的看，不喜欢看的你能拿金牌人家也不一定看。第三，金牌覆盖太快。

    为什么是出丑的时刻？现在是网络时代，你的一个经典错误，尤其是态度上的错误，将会被迅速传播并无限放大。

    真正的压力是，你对体育的理解有没有自信。跑口的现场记者不可避免地要放大竞技本身。演播室恰恰不必再那么做了。不同岗位有不同的语言，这样的报道才是立体的。节目开播之前我问欧阳夏丹，现在不紧张了吧？懂得人的情感就够了，不必总记得打了多少环，跑了多少秒，跳了多少米。宁辛见了我就说，我们不用磨合了。在悉尼奥运会上我跟宁辛说，别把我当嘉宾或主持，就把我当观众。那次下来我们达成了默契，我们要展现的是参赛选手和观众，是人，而不是竞赛技术。

    社会“脱敏”中国真的像个大国了
    我从来没觉得我仅仅是一个电视人。只有动笔的才是知识分子吗？传统的笔和现代的笔，只是传播方式不同而已。我就是新闻人，就是知识分子，就要有所担当。

    尤其做评论节目之后，就更必须如此了。如果只说大家爱听的和好听的，那就是犯罪。给报纸写稿子可以有笔名，电视没办法，挨骂都是次要的，我必须表达我的真实看法。现在一加一可以等于四，还有很多人点头称是，你能就此保持沉默吗？

    假如国外把这次奥运会CCTV的语态当做中国的某种风向标，我想这也是正常的。央视有这种准备，SARS、大地震，央视早就在世界的关注之中。

    媒体的进步与社会的进步是一个互动过程。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脱敏”的过程，是一个使“非常事件”淡化为日常事件的过程。

    这几年，我在国外遭遇了很多次示威。开始我也很敏感，后来习惯了，再遇到此类事件就觉得，中国真的像个大国了——只有大国才会在国外遇到示威，示威是正常的。这就是我个人的“脱敏”过程。

    我们曾经很紧张的某些事情，发现披露出来得到的全是正反馈。比如瓮安事件，我认为它在新闻史上的意义甚至不亚于大地震。

    奥运会也是这个道理，它的报道是中国新闻进程的一部分。一两万注册记者，一两万非注册记者，我在节目中还专门做了一期关于记者的报道，名叫“显微镜下的中国”。我们要有足够的自信，我们有优点，也有缺点。我的原话是：“不必粉饰太平，往往用第二个错误掩盖第一个错误时，第二个错误才是真正的错误。”

    我这几年常跟我的朋友念叨，我的义务有三条，第一，捍卫常识；第二，建立理性；第三，寻找信仰。注意，信仰不仅仅指宗教。

    我曾经问副台长孙玉胜，我们的报道理念是什么？孙台长说，人文理念，关注人的需求，放大人文的东西。这就是巨大的进步。归根到底，奥运会是人的故事。希望这是最后一次金牌狂欢。奥运会之后我要写一篇文章，题目是——《奥运会结束，新新中国开始！》。你记得欧文斯的纪录吗？你记得乔依娜跑多少秒吗？不会的！你会记得乔依娜撞线的美丽瞬间，会记得阿里颤巍巍点燃火炬的样子。我想，这次奥运会报道，我们得到的一定是正反馈，门开了就不会再关上，对此我很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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