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伯父章克标先生和鲁迅的一场笔仗

我大伯父生前曾自述自己与鲁迅的笔仗和误会。他与邵洵美一起编《金屋》月刊时，曾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写了一篇批评《呐喊》的长稿。其中有一个主要论点，认为鲁迅这位作家，是有点精神病的，他的《狂人日记》及其他的几篇作品中，都有这种征兆。他还进一步补充，“凡是一个伟大的作家，都有点神经病”。

　　之后，我大伯父自费出版了一本《文坛登龙术》，鲁迅则以苇索的笔名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了《登龙术拾遗》一文，迁怒于我大伯父的友人邵洵美。

　　后来我大伯父看到日本的《改造》杂志上刊载了鲁迅的一组杂文，就译了一篇《谈监狱》给《人言》周刊登载，并在译文前面写了一段附白，交代文章的来历。不料编者郭明（即邵洵美）在文章后面加了个注。附注里说“鲁迅先生的文章，最近是在查禁之列，此文译自日文，当可逃避军事裁判……”。

　　鲁迅以为注文也是我大伯父章克标所写，非常愤怒，称章为邵家帮闲专家、投靠权门之辈，并写信给郑振铎申诉。

　　我大伯父1935年就离开了上海，直到鲁迅去世几十年后，才获悉鲁迅对自己的误会。他的自述是这样的:

…….随后我同邵洵美编《金屋》月刊宣扬唯美派颓废派的不健康的文艺思想，在月刊上也写了点对《呐喊》的读后感之类的文稿，不好算是什么文艺批评。我不是学文学的，根本不懂文艺批评是怎么回事。这些篇什批评《呐喊》的稿子相当长，而是认真地对于书中每篇作品，都说了几句话。其中有一个主要论点，认为鲁迅这位作家，是有点精神病的，说他的《狂人日记》及其它的几篇作品中，都有这种征兆，这种现象。这是他的一个特点，当然不是说完全患了某种精神病，只说在某些地方，有这种征兆。

这种看法，可能我稍稍看了点弗洛伊特的变态心理学得其皮毛，应用到文艺批评上来了。受这种影响，作了点模仿，以为是一种时髦的新鲜的东西。当时自以为是具有独特的见解而沾沾自喜，这只表示我如何浅薄，但也没有什么轻慢、污蔑这种作品的意思。

鲁迅本人也许没有看到过我写的这些读后感，他在任何地方都没提到过。
那时我自费出版了一本《文坛登龙术》，承他以苇索的笔名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了《登龙术拾遗》一文，说：“有富岳家，有阔太太，用陪嫁钱，作文学资本……”意思是邵洵美娶了盛杏荪的孙女为妻，得到丰富的嫁妆，用了这些钱开书店搞文学，跻身到文坛上来，是卑鄙可耻的。邵洵美参加了新月书店，同徐志摩友好，新月这一班人原是从北京来的，有许多原来是鲁迅的冤家对头，也许因此迁怒邵君，也把他作为敌人了。邵洵美和盛佩玉的结婚，只是中表联姻，并且也没有什么丰厚的嫁妆，所谓妻财一节，乃是想像出来的不实之辞。

恰好我看到日本的《改造》杂志上刊载了他的三篇一组的杂文，译了一篇《谈监狱》给《人言》周刊登载，原不过想借重鲁迅的大名来为刊物招揽几个读者。当时鲁迅的文章，在国内极为少见，有号召力。在译文前面写了一段附白，交代文章的来历。不料编者郭明（即邵洵美）在文章后面加了个注。附注里说“鲁迅先生的文章，最近是在查禁之列，此文译自日文，当可逃避军事裁判……”，这一项注文，大大触怒了鲁迅，他当作也是我写的，于是我就被叫做帮闲专家，而且认为“提出军事裁判是极高的手笔，其中含有甚深的杀机，并且见到了豪家儿的鹰犬，向权门投靠之辈，是怎样的阴险了。”同时他还写信给郑振铎申诉，说章的为人恶劣等等。

他指责我为韶家帮闲，好像先早已有过，我觉得是毫无意义的空话废话，没有道理。韶家此时似已算不上什么豪门权贵而是已经破败了，邵洵美也够不上纨绔浪子，虽然他家里人也的确叫他“大少爷”，那不过像周树人家里人叫他“大先生”一样，是长子长孙罢了。所以说我们交朋友是帮闲什么，全是无稽之谈，不会使人感到什么痛痒的。

这些事情原来我没有这样清楚，是全亏得鲁迅的《准风月谈•后记》有第一手材料原原本本记录着。我相信这些记录全是真实的。我以前一直没有看到这本书和这篇后记，所以在1935年离开上海以后，还是什么都不知道，虽然也听到些风说，实莫明其究竟。

我离沪回乡后，在嘉兴中学教了书，移家在学校附近。过了一年多些，在报纸上看到鲁迅先生逝世的新闻，万国殡仪馆里吊客盈门，我既属过后方知，也就不可能去上海吊唁、执绋，这样就轻轻易易地与鲁迅先生永别了。对于这位先辈和师伯，是永远没有办法向他说明这些歧误，以解冤释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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