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后，海南省三亚市、甘肃省兰州市永登县均出现出租车罢运事件，这种事情的骤然成风，是长期以来出租车行业普遍矛盾累积的结果，同时也有重庆的示范效应导致，果然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吗？倘如没有个章法节制，岂不是乱了套了吗？这样的招式，倘若全国复制怎么办？其他行业复制怎么办？对此，从国家事务管理者到具体城市事务管理者都当有所警惕，笔者认为，有三招可以遏制这股出租车罢运风潮。

    一是，民生诉求，心灵抚慰。的哥自虐般以罢运的极端形式表达诉求，是在走钢丝、冒打法律擦边球的风险，有借“县官压现管”的曲线利益诉求思路在里面，借闹出全国动静来惊动本地管理层，来对与自身利益攸关却又敢怒不敢言的公司层面进行“讨价还价”，民间将其解读为“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对此，只能抚慰，不能打压。为什么不能打压，因为，群众利益无小事，因为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这都是现在的政府工作着力点转移的重点，无需多说，出租车司机的利益诉求，不是无理取闹，不是空穴来风。必须予以解决，对此，薄熙来在重庆已做出了很好的示范，其理性与务实的态度值得各地党政部门仿效。

    二是，部门缺位，该当何罪？说罪也许重了点，但责一定是有的，比如，政府管理部门有无官僚主义？有无权力寻租借机揩油找灰色收入？出租车公共政策是按什么基调制定的？市场准入门槛如何定？是继续资本与权力联姻、垄断经营、赢家通吃、以至于弄出目前这种“公司化剥削”的现状吗？还是在市场行为基础上让其带有一定公益性质？还有价怎么定，全国有普遍性可参照，各地特殊性也要有体现，要研究如何在群众参与听证的前提下完善定价；
同时，为了增强博弈关系的对等与力量平衡，帮助出租车司机建立行业协会等社会中介组织机构，也显得很迫切。

    三是，制度设计，如何定位？这就涉及罢工权的法律定位问题，毛泽东时期最初是允许罢工的， 1975年的1978年的版本均明确规定：“公民有罢工的自由”，但在1982年版和2004年的《宪法》修正版中，“罢工自由”被取消了，而宪法中规定的游行、示威，诸如此类的公民权利，在实际操作中，因设置了许多前提条件，基本上没有可操作性，北京奥运会之定位某些场合作作为游行集会地，也传出申请者被拘的新闻，这法律许可下的利益诉求渠道并不通畅，使另一种思维自然就变着法子出来了--“闹大，闹大才有人管”，同时，还有诸如“散步”、“购物”等街头政治的变种出现，如此群体性事件频现，使“罢工自由”是否回归宪法的问题再次进入摆在了眼前，有关立法机构当立即研究这个课题，而不能总是由民间自下而上此起彼伏的罢运事件来倒逼，要有应变的主动性，来适时刷新社会各阶层利益博弈的方式，使官民互动有可能从此走上良性循环的多赢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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