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闻哲访谈录

*章闻哲访谈录

*访谈人-------阿翔

阿翔：闻哲你好。很高兴采访你。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女诗人，我很关注你，也希望了解一下你写作的历程。

章闻哲：你说到“崛起”这个词，我有必要解释一下；我觉得我没这么严重。我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很多人写的诗在我之上，历史的，和当下的，这其实是每个写诗人的现实，你没有理由膨胀，只能不断学习，去获得进步。我可能只是偶然写出一首大家所认为的好诗，但是这首诗在别人眼里或许是博尔赫斯的“第三只老虎”，或者赫拉尔多。迪戈的“闪电”，对我自己来说却还远远不是，借用博尔赫斯诗中的一句话，我一直在努力寻找“那不在我诗中的，另一只老虎。”却至今未能找到。大多数时候，我都在写劣质诗。这一点很多人都表示赞同，当然，矫情地补充一句：缪斯也许并不这么认为。我虽然不认为我在“崛起”；但我也不会过分贬低自己，我对我的诗歌还是有自信的；我自信是因为我知道我确实比一部分人写得好，而且我确信，只要我写下去，必然会写出更好的。我觉得读者有时对你的要求会比较高，他们总是要求你写出大量好诗才承认你是优秀的，而事实上，许多伟大的诗人一生也就写过一两首好诗。阿根廷女作家希尔维娜。奥坎波对他的朋友博尔赫斯曾说过：一个诗人需要坏诗，否则好诗就显不出来。而博尔赫斯也曾这样评价惠特曼：“他的确了不起而诗作质量又参差不齐。”感谢这两位，我因此对我写下的坏诗非常坦然，好诗不常有，好花不常开。我也希望读者能对经常写坏诗的人充满信心，更希望诗人们能够从容面对创作中的低潮，只要执着，好诗终究会来。而只要能够写出一首好诗，即使没有“崛起”，你也已经很了不起了。

我的写作历程其实很短， 05年开始，触网，写诗，写随笔，陆续有作品发表于县市级报刊杂志，该年秋末，经我在央视工作的亲友介绍，到本市（诸暨）文联旗下的一个文学杂志社（《浣纱》）当编辑，兼任《诸暨艺报》采编，一直处在文学的边缘，一直未真正动笔搞创作，如果说05年前的经历跟我的写作有何种关联的话，那就是我一直很自信，相信我的体内藏有一种天生的驾驭文字的力量，一旦我开始写作，我就必然能写好。所以我认为我的写作并不是偶然，我在学生时代就要求我的作文能够写得与众不同，但是那时并没有得到语文老师的赏识，偶有一篇入了他们的法眼，却被怀疑是抄袭之作；那时非常恼火，却毫无办法。我记忆中有一位女代课教师对我的作文表示过非常的赞叹，我的每篇作文都被她当作范本在课堂里朗诵，这件事导致我对许多科班出身的语文老师都不以为然，觉得他们都是迂腐之徒，我丝毫也不想掩饰对他们的不敬之意，却非常愿意把她当作一件美德来怀念。我的文字若说有些象样了，应当有她给我的力量。以我之见，鼓励和赏识比启蒙更来得伟大。当然，一日为师，终生为师，我有足够的良知来缅怀和尊敬他们。至于在诗途上，我要感谢的就不止一位老师了。譬如《诗选刊》，我相信，很多人第一次发表诗作都是在这本刊物上实现的，我亦如此。这是一本视野开阔，而致力于推举和挖掘新生代诗人的伯乐式的刊物。再如《黄河诗报》，我相信它是世界上容量最大的一本刊物，这是一位优秀的捕猎者，发现好诗是它的职责，如果你要全面了解当前诗坛写作状态，毫无疑问，你的首选是《黄河诗报》，它会让你获益良多。当然，我是它的执编之一，黄婆卖瓜之嫌不能免除。我只说我的，一切自有公断。另外，请允许我在这里再提到一本刊物：《九月诗刊》，我觉得它的主编黄昏老师对我诗歌的赏识是一个纯粹的意外，因为在他把我列入《九月诗刊》2007年第八期实力诗人阵地前，我并未意识到自己有多大的实力，这无疑对我是个极大的鼓励，之后，《诗歌月刊》在2007年的民刊专号中就用了我那首《绿色父亲》，我想这与《九月诗刊》的力荐是分不开的，傅元峰教授在那期民刊综述中还特别提到了我的诗，我认为这也是一个偶然事件，我的整体实力还没到那种老师们非提到不可的程度，但他们让我意识到我似乎确实是写出了一首好诗，这是最重要的；在你的写作过程中，你很需要这样的提示来刺激你的创作欲望。我感谢所有给我过这样提示的刊物：《诗歌月报》、《诗选刊》、《绿风诗刊》、《诗林》、《女子诗报》、《黄河诗报》、《大象》、《新大陆诗刊》、《诗参考》等等。我对写作并没有多大的野心，但是它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没有它，我也许会活得不太开心，但我也经常对它倦怠，或者说是创作的惰性。关于我的写作大致就是这样。

阿翔：我阅读过你许多作品，在你的诗歌中有一种罕见的异质。比如《绿色父亲》《你将有一只最美的耳朵》《北京之铜》等，这些作品充满个性甚至对当前的汉语写作有一种冲击力，甚至可以说颠覆了当下传统的写作手法。记得傅元峰对你的《绿色父亲》评语是：“它不向情感的任何一种庸俗类型归属，自始至终用语言维护了造化的神奇。季节颂的审美革命就这样发生了，它不同于人生感受和诗歌存留中的任何季节，不同于任何自然歌吟。它不仅仅是新奇，也同时是对沦落的审美图景的果断刷新”。我觉得你对传统的突破和颠覆非常令人惊讶，有出奇制胜的效果。

章闻哲：其实这与我的阅读习惯有关，上面我说过，我很早就要求自己的写作能跟他人不同，因此我为了不受到他人诗歌的影响，通常在阅读诗歌时采取“扫视”这种方法，一首诗我常常只读前面几句，就认为大致能判断这是一首好诗还是坏诗，如果我感觉不好，我就停止阅读；如果感觉很好，我会飞快地扫过整首诗，而不会像很多人通常做的那样，一遍一遍或逐字逐句地去阅读，一首好诗通常会在我的“扫视”下撞击出闪电和火花，而其中的词语和意象却从来不会很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中，但我却已经遇见了这首诗的灵魂，这在别人看来也许不可理解，但我就是这样，我偶尔会攫取他人诗中的灵魂移栽到我的诗中，但你不太可能在我的诗中找到与别人相同的词语组合，或相同的语境，这一点我敢肯定。我总是走自己的独木桥，但这样一来，我的诗可能不被很多人所接受，而且因为杜绝了经验，在技术上造成欠缺，导致诗歌有时显得很笨拙，这也是我诗歌中常常存在的问题。我记得有位朋友在读过我的诗后，建议我去好好读读伟人的诗篇，说过半年后再来读我的诗。我没有听他的话，照旧我行我素。庞德说过：“总想去做别人已经做得十全十美的事情，是徒劳无益的。应该有不同的做法。”但是，话说回来，真正说到“颠覆”，我还是有点犯怵，我在写的过程中并未意识到要颠覆什么，我只是在写我所认为的诗歌；傅元峰教授对《绿色父亲》授之以“刷新”之语，你又在这里再次提到“颠覆”，这既是对我诗歌形式的最大肯定，也给了我写诗的理由。但我探寻我的这种“颠覆”的根源也许只是得益于像美国诗人罗伯特。罗威尔所说的那样“我没有模仿别人的能力”。

阿翔：你的诗歌让别人有一种无法模仿的气质。你给自己的定位是什么？或者说你对你的诗歌的期待是什么？能否描绘一下你理想的诗歌蓝图。

   章闻哲：定位，这个其实我在上面已有所指，我希望自己是一个大家所承认的写好诗的诗人，我会努力写出好诗，但如果命中注定终其一生只能写出两首好诗，那我照样很满足。因为大师们已经给了我榜样。（笑）

阿翔：.你一般在什么情况下进行诗歌写作，或者说什么样的状况下你最具备灵感？我觉得诗歌其实更需要的是积累：包括知识，阅历和经验的积累，以及个人的智慧和气质，你平时喜欢阅读那些方面的书籍？

章闻哲：我的灵感一般在早晨出现，但是这个早晨必须有一个经过一晚的好睡眠作为前提；另外，我发现我在学习完半张英语报或其它英语读物时，会比较有灵感，我听说孩子学外语可以锻炼右脑，而右脑是想象力的基地，所以有可能灵感就是这么来的。我建议写诗的都去读外语，有个非常普遍的现象，许多诗人都同时做着翻译工作，我想这就是个证明。

关于诗歌是否需要积累，我觉得是需要的，我开始写诗时，全凭灵感，灵感来我就写，不来我就不写；但现在我几乎没有多少灵感，或者说，灵感不再自动来到我的大脑中，而是在我的思考过程中出现，就一首诗的整体来说，它已多数是思考的产物，灵感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因此没有积累是不行的。譬如你的人生观，你的阅历相对应的将是诗歌的境界和厚度，你的个性形成你诗歌的风格。

我平时最常读的是哲学类，诗歌偶尔读，我说过我怕受到他人诗歌的影响，因此不会经常去读诗歌。中国古典书籍我也喜欢，远的有春秋诸子、《史记》等；近点的大家都读过，《红楼梦》、《三国演义》、《聊斋》等，言史小说我也喜欢，但没时间去读；民国时期的小说也爱读，喜欢它白话与文言揉合的语言，或者说是文言将白未白，开放未遂，感觉含蓄，精致；国外的最喜欢《红与黑》，其次《简爱》、《呼啸山庄》、《基度山伯爵》、《孤星血泪》、《傲慢与偏见》等等，都是书店里常见的，读它们多数是因为对名著的虚荣，就像追求名牌一样，有点什么人穿什么，什么人读什么的意思。

阿翔：在我的印象里，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理想化非常率性的女诗人，在你的诗歌中流露出一定的敏感和对世界的触觉。能给我们谈谈现实中的你和在诗歌状态的你吗？

章闻哲：率性？其实我意识到这是一种极端，就是对我所认为不妥的事物，我通常会直截了当指出，很少隐忍。这大概就是率性的表现，是理想化的结果，总是想让世界按照我的标准来转。在工作中，在生活中我都如此，这是基于我对事物的判断之上的，我对我的判断有种过度的自信，因此总是直言不讳，认为自己说的是真理，而我认为真理是有利的，真诚的，不管你如何看待。这种性情肯定会影响到我的诗歌，我的诗歌有时也表现出这种极端，有股子蛮劲，这在一些情况下成为诗歌中的趣味，在另一些情况下，它是诗歌的硬伤，与传统的美学相悖。你所说的“诗歌状态”的我，我觉得有点概念模糊，我且把它理解为是指诗歌中的叙述者，它与我不尽相同，它有时是睿智的，有时是神秘的，有时是怪异的，有时是偏激的，阴郁的，有时又是调皮的，欢快的，而作为写诗的我，也许也具备其中某些特质，但远不如它来得显著。若你所指的是一切与诗歌有关的空间活动（包括精神空间）状态下的我，我想这个“我”是相对孤僻的，自闭的。它不向外界敞开，只向内审视它自己；而现实中的我则保持一个正常人应有的姿态：与人交流，在人面前保持礼貌谦和。（这种状态与你所说的率性并不冲突，因为率性的表现是不可能充满每个时间的。）新闻人赵牧曾提到网络人格和现实人格的分裂，这种诗歌性格和现实性格的分裂可能也属于大多数写诗者的通病。

 阿翔：我注意到你还在进行诗歌理论写作和研究。你写诗歌评论的角度非常刁钻，比如你为朱巧玲写的评论《语言的点金石》，给简明写的《哲学与诗歌的博弈》，为刘翔写的《用风为灵魂刻碑》等，你的见解非常独到。我想你理论研究加上诗歌创作和探索，你将会是一位了不起的女诗人。

章闻哲：理论研究谈不上，我写评论其实是源于对哲学思辨的兴趣，（当然一开始并非如此，最初我写的评只能算是一种鉴赏活动）我希望在对诗歌的解剖中表现我的思辨，这一写作模式其实是一个命题式的游戏，当然，诗歌本身及我作为一个写诗者的意愿，都不希望它被游戏，因此我说的游戏，将从它自身的规则中来体现严肃性。一个命题从假设成立到证明成立，这其中的思辩必须经过缜密的推敲才能从自已的封锁中突围，这是件很累的活，所以我虽有兴趣，却并不热衷。有人说我写的评比诗好多了，这是真的吗？我是否能在诗歌和理论上同时迈进，这是个未知，这是两种有冲突的思考方式，一种具有严谨的逻辑，一种却要求打破逻辑，我在实践中已经感知这两者的战争，虽然不是你死我活，却也是很难调和。

这种矛盾在许多诗人的创作中都存在，在《教育学》中，这是两种不同的智慧，一般情况下，一个人，要么充满理性，擅长于逻辑思考；要么充满想象力，他不可能同时在这两方面都很优秀。我在给一位诗人写的评中也曾提到过这种情况，就是那篇《哲学与诗歌的博弈》。

阿翔：你的诗歌上的朋友多吗？喜欢和朋友谈论诗歌吗？

章闻哲：  我除了工作上的需要要跟人交流外，很少主动与人交谈；诗歌上也一样，我会觉得与人谈论诗歌，不如把时间放在写诗上。你有什么想法，可以整理成文字，我觉得谈论是一种浮躁的形式，想到哪说到哪，缺乏严谨的思考，常常自相矛盾，与事无益。当然，我喜欢跟有智慧的人交谈，因为他的脑子里有我想不到的东西，一个人跟高于他智慧的人在一起才能提高自己，如果是相反，你会得不到进步，甚至退化。所以，我在很多时候都不太近人情，比如我母亲来看我，我开始很高兴，感到温暖而幸福，但很快我对她谈论的邻里之间的鸡零狗碎的事情感到厌烦，我会马上停止这种交谈，但看到母亲沉默，我内心会感到内疚，与朋友，与其他人也一样。我知道这样不对，但我在那种时候会有一种极端的想法，觉得他们正在扼杀我的智慧，我必须马上制止。但反过来说人都需要交流和倾诉，我也一样，谁来听我的喋喋不休呢？这样一想，我觉得我需要更宽容一点，把交谈当成一件事业去完成，这是一件跟友谊跟亲情有关的事业，它应该是有意义的。苏格拉底和他的弟子们都是以谈论的形式去完成他们哲学的。我们，或许也可以在谈论中得出对诗歌有益的结论。

阿翔：作为女性诗人，你是否关注当前女性诗歌写作？你认为当前女性诗歌写作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章闻哲：我在去年春天有过一个打算，准备写一个当下女性诗歌综论，因为工作上的文字任务密度过大，无暇思考，便一直耽搁下来。说到当前女性诗歌写作，我的一位朋友曾有一个有趣的总结，他认为就当前女性诗歌创作内容而言，主要可以分为怨妇型、精灵型、叛逆型、甜蜜型等。我觉得确切地说这是以情状来分，虽然不足为凭，却也多少道出了当前女子诗歌文本的精神状态。如果逐一分析这些不同情状下的文本，你将发现，这些情状的将主要面向男性展开，不管她是十三岁还是五十岁，一旦她的诗歌模式脱离儿童诗的模式，她的诗歌心理情状就不再单一地隶属于家庭情感产物，她更多地面向社会中的异性。因此我认为当前女性诗歌写作依旧反映的是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现实，而女性的本我意识仍然处在从属于男性的位置上。就此而言，21世纪初，中国第一个关注女性诗歌写作群体的信号：2002年广东民刊《女子诗报》在停刊多年后以年鉴形式的复刊，很有其积极的意义，《女子诗报》提出了“反女性意识写作”的口号，其目的当正是为了洗刷女性诗歌中大量存在的奴性的标记。但遗憾的是口号虽然提得明确而坚决，其旗下主要成员的创作并未见出这种反叛的性质。因此，尽管《女子诗报》的复刊吸引了更多的人去关注女子诗歌写作，尽管到了2007年，《诗选刊》推出了“中国女诗人专号”，继而《绿风诗刊》也推出了新的栏目“女诗人方阵”，尽管网络纷纷出现一些打有“女诗人”标志的自由团体，女子诗歌写作貌似“崛起”，本质上却只是一个数量增加事件，并未产生精神上的革新意义。

阿翔：你关注女性生存的现状吗？生存的切面会在诗歌中直接或者间接地反馈出来。比如“汶川大地震”引发的全民诗歌潮，你认为当前诗人的任务是什么？

章闻哲：我觉得生存是全人类的事，我不会特别去关注女性的生存。每个人都有生存危机，但是只要你四肢健全一日，你就应该用劳动去创造尽量美好的生活；“低生活”也好，“高生活”也好，每个人按照自己的能力过上属于自己的生活；活不下去的人都是对自己缺乏正确的认识，他总是不满于自己能力范围所创造的生活，觉得苦，不能安身立命，又没有信心创造更好的生活。我觉得人与人之间最好的帮助是让弱者的能力强大起来，而不是物质。当然，物质是基础，是前提。这是个充满竞争的社会，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很少有人会希望他人的能力比自己强大，所以这样的帮助是渺茫的，他人只能给你基本的物质帮助，你最终只有靠自己强大起来。在这个意义上，诗人，就应该负起这样的责任：唤醒和鼓励每个人成为自己的强者。生命强大后的壮美才是最好的诗意。汶川地震引发全民诗潮体现的正是一次精神上的呼唤，让幸存下来的人继续活下去，我们在诗中记录了不朽的爱情，母爱，师爱，党爱，民族情，友邦情，爱情让人看到希望，乃至让倒下的人重新站立，并强大起来。

阿翔：我知道你和你先生《黄河诗报》主编王竞成刚结婚不久，从自办刊物的经验谈谈办刊的理想和艰辛的付出，也谈谈你对当前诗坛的了解和认识。

章闻哲：既然办刊，肯定是希望办好，“办好”并不是说这个刊物在国内乃至全世界有多少多少影响，也不是简单的时代和民族声音的记录，而是希望能够创导一种新的诗观，在办刊过程中探索到诗歌的真谛，建立一种新的美学。当然这说来容易，要做到却很难，目前只能搪塞一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笑）

   说到当前诗坛，我只有一个认识：它是个无限开放的诗坛，什么诗都能包容。审美标准之多，足以让你怀疑和否定你最先的关于美的认识。但你可以建立你自己的诗观。并努力取得大多数人的认同。不过要注意一点，每个人都继承了传统的审美基因，你必须兼顾传统，否则你很难让人信服。我们说颠覆传统或反传统时，其实我们无时不在顾念着传统。

阿翔：你们夫妻之间美满令人羡慕。同时作为诗人，能谈谈你的幸福生活吗？你先生对你写作满意吗？或者有什么样的影响。

章闻哲：幸福生活就是鸡毛跟蒜皮都很幸福，没有其它解释。他不喜欢我写的诗歌，但要是我给他写一首爱情诗，不管多差，他肯定会推崇倍至。我也不喜欢他的诗歌，但我准备接受他的诗歌，并试图理出一点思路来，替他鼓吹。正确地说是鼓励。（笑）但他是个相当自信的人，会认为别人的鼓吹是理所当然的。他还经常把自己赞美得一塌糊涂。我在写作上不可能受他的影响，但他今后将永远是我的第一读者。

阿翔：你的家乡在浙江绍兴，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向往的江南水乡。我觉得你是江南水乡蕴育出的一朵奇葩。

答：奇葩不敢当，充其量是奇草，哈。你说江南水乡，好像安徽，你的家乡也是吧，水乡都差不多，就是小桥流水，杨柳依依那种景致。我这次到北京，倒发现北方人对江南的向往是有理由的，在北方确实很难见到地表流水，大多河床都是干涸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在冬天或没到汛期的原故。但我的一位北方朋友，提到她在河南的老家，说那儿根本没有河水，他们灌溉农田和生活用水都是从地下抽上来，我一下觉得咱们江南人住在纵横交错的河网中实在不能说不幸福。说到我的家乡，绍兴诸暨，它首先是古越文明的发祥地，西施的故乡，那里流传着很多有关越王勾践、范蠡和西施的故事，你要是问起诸暨这个地方，一般诸暨人首先会说到西施，中国古代四大美女声名显赫，在国内几乎无人不晓，西施的美名更甚于其他三位，因此西施也就自然而然成了诸暨最有代表性的古文化象征，我们有每年一度的西施文化节，有大型园林“西施故里”，中型园林“西施殿”分别建在浣纱江两侧，相传浣纱江是西施与村中姐妹一起浣纱的地方。除了“美女”文化，其实我们有更多的骄傲，诸暨有三贤：元代著名画家王冕、元末明初杰出文学家杨维桢、明末清初一代画坛宗师陈洪绶，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诸暨人；而今天的诸暨有更多值得提到的是它的经济，像崛起中的四大经济重镇：中国珍珠之乡山下湖，中国衬衫之都枫桥古镇，中国袜都大唐，中国五金城店口，到诸暨旅游的人一定得去这些地方，才不枉到诸暨一趟。我说的这些，不知道跟“蕴育”我这棵江南水草有没有关系，其实我觉得诸暨的历史与现代人文在我身上的传承并不是很明显，倒是有一点很耐人寻味：诸暨人一向被周遭地区的人称作“诸暨木陀”，“木陀”者，傻子也，就是说话做事直来直去，不知道拐弯，爱较真。我觉得我身上有很大成份的“木陀”精神，这种精神很可能经常出现在我的诗歌里。

阿翔：说说诗歌之外的话题，我注意到你很喜欢旅游和拍照。喜欢在路上的感觉吗？我看你的照片有时候有吉普赛女郎的流浪味道哦。呵呵。生活中的你一定是很精彩的。

答：拍照是因为我对自己那张差强人意的脸孔很是自恋，旅游我很向往，但与我的懒隋相悖，我其实很少旅游，但我爱人喜欢，今后可能会多些出游的日子。关于吉普赛女郎的形容，在你之前也有人说过，看来这是真的。（说到生活中的我是否精彩，我觉得目前尚无精彩可言。每天码字，看书，偶尔出去旅游，尽力写好自己的文字。没有很多意外。我很向往“飞特族”的生活，就是工作一段时间，赚到钱然后去旅游；花光钱，再回去工作，再玩。尝试各种各样的生活，看各种各样的风景。我曾看过一期鲁豫访谈，嘉宾就是一些飞特族，其中有一对是夫妇，他们都有过高薪水的工作，为了自由双双辞掉了在别人看来来之不易的工作，在旅游途中，为了生存，他们做过各种各样的临时工，写过书，还跑到边境小镇去开过小旅馆，开过小型的广告公司，这在别人看来是一种要命的折腾，在他们，却是一种无限的充实与快乐。我觉得这样的生活充满了冒险和刺激，也挖掘了你所有的生存潜能，真正的享受生命的姿态。可以说是相当的精彩，不枉此生。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如此，这需要勇气。就说这些吧。

阿翔：嗯，感谢你接受我的采访。也祝愿你能在诗歌上有更辉煌的成绩。

章闻哲：也感谢阿翔给我这次唠叨的机会。诗途中有你们，是一份幸福。

（本文刊登即将出版的“黄河诗报”总5期  特别推荐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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