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印度记者精英被中国厕所保洁员“雷”倒！（转帖+点评）

上一篇 / 下一篇 2008-08-01 23:4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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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一个星期回故乡探望父母，没上网没写博文，辜负了经常光临本博的热心博友。这两天又感冒了，动脑动笔不大方便。不过，把自己读到的好文章转帖到这里，请大家共享，也不错。

　　下面这篇博文，我先从社区中国网站看到，但发贴人没注明出处，容易让人误以为她自己就是作者，这不大好。我从网上搜索得知，此文于7月30日首发于新浪博客“
忧国！忧民！的BLOG 地址：http://blog.sina.com.cn/aft2004sky
”。虽然说网上文章一大抄，可我想还是尽量注明作者和出处，毕竟人家付出了劳动，理应受到起码的尊重，这当中自然包括不该对不合自己心思的观点破口大骂。当然，有不同看法则可以自由表达出来。

　　这篇文章的主旨大约是：中国人有天然平等的精神，不像印度那样有种姓制度的束缚，因此中国人有机会从社会底层奋斗出来。道理确实如此。印度的种姓制度，等级界限分明，并且世袭，不大合理。中国自古“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质疑精神比较受到推崇，以至于像朱元璋这样自小受苦受难不得已出家当小和尚、像刘邦这样游手好闲、不事稼穑的浪荡小子，都因缘际会得以登上皇帝宝座，这种改天换地般的大变化成为鼓励后人自强不息、努力拼搏的动力。

　　然而，世界上的不少事情是利弊相生的。印度的种姓制度也不是一无是处，比如它有利于社会稳定，使各个社会阶层各守本分，相安无事；当然，其血缘世袭一成不变则不宜提倡。相较而言，中国的科举制度则要合理得多，即不问出身和贵贱，只要读书好有本领（当然是那个时代的标准，以后的改革是以后的事，毕竟难以超越时代），就能脱颖而出，为底层群众铺就了一条上升的道路。

　　从安分和稳定方面来说，旧中国在科举制度及其流风遗韵的制约或影响之下，也有着仆人与主人的社会差别，并且有一些仆人几乎以其一生来为社会地位高的人管家管帐或做其他服务性工作，这有点儿与印度相似。平等和奋斗是需要的，但极端化到都不愿意做一些有差别的基础性工作，一心只想处处跟别人一样，也不见得就是好事，因为这个社会上的人，智力和其他方面都不尽相同，个人奋斗付出也不一样，要想等量齐观，怎么可能呢？

　　胸怀远大目标，又要脚踏实地，这是每一个社会成员应该拥有的健康心态。当然，从社会分层来看，那些处于社会上层的人们，无时无刻不在通过合法或不合法的手段，想要维持自家的“竞争优势”，也就是世世代代成为“人上人”的美梦，这当中就包括不少贪官污吏，利用“身在其位”的各种特权，为自己的子孙后代“着想”，这其实是对社会公平的侵害，因为有那么多平民子弟，拼尽全身力气、使出浑身本领都不可得，而一些贪官污吏的子女，尽管没有什么本事，但照样吃香喝辣，这当然不能让人服气。

　　总之，社会分层要分得合理，并且给底层的人以上升的机会。社会上层的特权也要受到约束，不能成为世袭的工具。底层的能上去，上层的也得下来，主要靠个人奋斗和聪明才智与否来实现这种“阶层互换”，如此才是理想的社会。
　
　　
一位印度记者精英被中国厕所保洁员“雷”倒！
(2008-07-31 17:30:54) 出处：新浪博客忧国！忧民！的BLOG 地址：http://blog.sina.com.cn/aft2004sky

　　在网上学了一个词“雷”，决定（作）用在一个在中国住了6年的印度精英身上。说这位Pallavi Aiyar女士是精英，是有点根据的：她是印度外交官的夫人、《印度教徒报》（The Hindu）驻京记者，新近出版了一本描写她在中国生活的书《Smoke and Mirrors——An Experience of China》。
　　她是怎么被“雷”到的呢？这还要从北京胡同的一位厕所清洁工余宝庆（译音）说起。余宝庆38岁，原来是安徽的农民，2004年初到了北京，找到了这一份工作。他负责的这个厕所距离Pallavi Aiyar女士的住所不远，自然就成了这位印度女记者了解中国社会的采访对象。对于余宝庆来说，他觉得很幸运，厕所清洁工的工作远比在家乡务农来得轻松。他说这份工作每月可以挣到100美元，但更重要的是给了他一个见识大都市的机会。本来他很担心不适应城里的生活，可是这份工作让他结识很多人，交了不少朋友：“谁不来上厕所呢？”他笑着说。当Pallavi Aiyar女士结束采访与这位中国清洁工告别的时候，令她震惊的一幕出现了：he shook my hand with confidence（他很有自信地与我握手），而且邀请她过几周再来，等他老婆来北京时要把她介绍给这位他认识的第一个外国人。
　　这段场景让她被“雷”到了。原因很简单，在他们印度，如果在印度的某些地方哪个上流社会的精英不小心触到了一个bhangi人（专门从事厕所清洁的下等人），people would rush off to take a bath（赶回家洗个澡）。Pallavi Aiyar女士自己见多识广自然不会如此反应，让她震惊的是中国的厕所清洁工会如此自信地伸出手来和她握手，毫无印度bhangi的自卑心理。
　　这件小事让这位印度精英对中国人刮目相看。分析一下，余宝庆与印度的bhangi有以下几点不同：（1）印度的bhangi浑身带有异味，而余宝庆没有；（2）印度的bhangi大多是文盲，余宝庆上过两年高中；（3）印度的bhangi收入无法和其他阶层相比，但是余宝庆的工资不高，但是也可以和其他劳动阶层相媲美；（4）最重要的一点是，印度的bhangi生下来就是厕所清洁工也会做一辈子清洁工，而余宝庆从来就没有打算当一辈子厕所清洁工，他的目的是长见识，攒一笔钱，将来和老婆一起回老家做生意。这最后一点是Pallavi Aiyar女士的“重大发现”，她采访的另外一个写字楼里的厕所清洁女工打算挣点钱以后自己去开一个美发屋。换句话说，中国人的身份不管多么低，但是都在试图努力改善自己的地位。举个例子来说，内蒙古赤峰姑娘娄晓颖，因家境贫困，1998年赴京打工，从事家政服务工作，幸运的是，她被介绍到央视主持人倪萍家做保姆。之后几年里，在倪萍的帮助下，她考上了中央财经大学；在北京有了一个幸福家庭；现在已是北京协和医院的一名高级员工，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北京白领。
　　这一切对一个中国人来说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对这位从小在印度上层社会长大的女士来说不啻于一场深刻的阶级教育。她惊讶地发现，在中国，“阿姨”们的地位并不像在印度那么低，她们可以与主人同桌吃饭、一起看电视。还有，哪怕是开奔驰、去过巴黎旅游的中国富人，他们的父辈也照样会在家干家务包括清洗厕所。Pallavi Aiyar女士有一位中国大学生助理Cindy，是个喜欢KFC的时尚女性。有一次她们在SOHO的公寓里一起喝下午茶，这个中国女孩突然问Pallavi Aiyar女士能否给自己的妈妈找一份“阿姨”的工作。这个问题又把Pallavi Aiyar女士“雷”到了，她形容自己是处于“失语”状态（Cindy’s question left me speechless），因为这她意识到了中国人骨子中的平等意识，这正是印度人所缺乏的，也是印度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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