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染着黄发的时尚李咏
出生于新疆,祖籍在山东,正好是中国版图上的东西两端。在新疆出生,也在新疆长大,李咏与山东并没有建立一种精神上的联系,即使是在日后的升学,抑或工作,辗转于各种表格之中,在籍贯一栏上,李咏也总是填上新疆,而不是山东。长在红旗下,接受的是新中国的国家观念教育,从山东到新疆,或许并不算是一种漂泊。虽然如此,并不表示李咏就是很喜欢在新疆的生活,“我小时候特别不喜欢新疆,我都说不出为什么,就是不喜欢那个地方,我老想逃跑。”这种不喜欢没有理由,也并非一种背井离乡的失根状态造成,想逃离一 个地方,想“生活在别处”,似乎来自于一种诗人的气质,它是莫名的,正如忧郁可以毫无理由地突然降临。“尽管家庭生活挺温暖,可我的心态特别不对劲,尤其上了初中以后,老想离家出走。不过我很快就发现因为家里对我疼爱备至,呵护有加,所以离家出走的可能性实在不大,于是,就不管不顾地变得特别自闭,整天独来独往,谁也不理。”
“我18岁去北京念书之前,连乌市都没出过。更别说什么去游览吐鲁番、敦煌、天池等名胜了。”
“我爸我妈1958年从兰州铁道学院毕业后就去支边了。我们家的生活还是比较稳当幸福的,父母是很传统的人,我还有俩姐姐,家里人都很疼爱我,我呢,内心的想法可能就比较各色。”也许正是一种“稳当幸福”的环境,使他觉得周遭的空气变得凝滞,生出了逃离的念头,在“传统”与“稳当”之间背叛出去,寻找一个新鲜的环境,一个出口。
这种沉默与孤独具备了艺术家的某些品质,因为在孤独与沉默之中,人的内心沉潜进最深处,达到一种想象的自由飞扬。
“上中学的时候我沉默寡言,跟谁都说不上话,心里说不出的烦,所以大多数业余时间都在画画,整本整本地画素描、速写、水彩、水粉,后来还画油画。我爸倒是早就看出我对画画感兴趣,(因为据他说,小时候第一次带我看京剧《十五贯》,回家我就画了一夜乌纱帽),就带我去跟一位很好的老师按专业的方式学画。”
一个念头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世界上的事情总是千变万化的,我们可以推论出一个选择的可能结果,但不能确定它就会成为现实。最后放弃画家梦的李咏考上了北京广播学院,他具备了成为一名主持人必要却又不充分的条件,矛盾,用在李咏身上再贴切不过,李咏本身就是个很大的矛盾体。
但更戏剧性的变化也随这样的阴差阳错而到来,偶然地喜欢上了绘画,因为绘画而被选中入选学生会宣传部,因为担任宣传部长而走上学校的广播站,后被音乐老师看中立志栽培。但他最终却没能成为一位男高音歌唱家。
很难说清楚,究竟是苦闷的生活状态使他有了逃离的念头,还是一种想要逃离的固执想法使他更加认为生活是苦闷而无聊的。在李咏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并非一个事事顺利的孩子,和其他叛逆的孩子一样,他同样让父母、老师操心:“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时的生活状态从表面上看还是基本正常的,也天天背个书包去上学,但心里特别苦闷,跟父母关系紧张,跟老师关系也紧张。老师跟我爸说:‘这孩子啊,不是个优秀的学生,但是挺聪明的,你们好好培养啊,他一定有出息,如果放而弃之的话,他可能对社会有危害。’那时候也真神了,上课时有人说话,老师为了维持纪律说:‘谁不想上课了?’说话的人都安静下来了,一个字都没说的我却举起手来,眼睛都不眨一下,站起来就走。还有一次期末考试,没有任何原因我就不去考了,最后教务主任找我们家来了……这些事现在想起来我后背都出冷汗,那时候我怎么就那么又倔又逆反呢?”

李咏说自己总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并且固执得不听别人的劝告,即使吃了亏,撞了南墙,照样朝另一个南墙撞去。
在倔强和逆反之外,是温柔的不忍之心,自童年开始想要逃离的想法萦绕在心间,但他到最后却没有走出疼爱的父母襁褓,依然回到家,回到学校,酝酿一个温和的合理的逃离。这个机会随着高考的来临而到来。
1987年,李咏将要参加高考。由于高中成绩并不如意,而当时一个要好的同学的母亲是上海戏剧学院的老师,她觉得李咏的外形和天分不错,既然文化成绩不甚了了,不如另谋他途,于是劝说他去考上海戏剧学院,李咏欣然接受。这个同学的母亲于是成了他的老师,开始为他上课,做一些基本的训练;而同时她又给李咏找了一个进行朗读训练的老师,这个老师觉得他嗓音条件也不错,而他本人是毕业于广播学院的,于是又给李咏提供了一个新的建议,建议他去考广院。
上院与广院并非鱼与熊掌的关系,李咏左右为难,而自己对将来要学什么专业也没有清晰的想法,于是也含糊地答应了。据说这位老师爱才心切,在时间很紧张的时候,自己掏了5块钱为李咏报了名,李咏成为广院新疆考区的最后一拨招生考试的最后一名考生。
李咏的自述与上述说法有所出入,建议他考广播学院的人不是什么老师,而是他姐姐的一个在电台任播音员工作的同学。“很偶然、很偶然的一个机会。我姐姐的一个同学是电台的播音员,跟我说:你嗓子不错,诗读得不错,你可以考一下广播学院。广播学院?我说:那多难考呀!那都是播音员呀!不得了!新疆那年考了6天,我是最后一天的最后一位考生。因为我家离得比较远,也没有出过那么远的门,倒了好几次公共汽车去那里考试,老师们都准备要走了。我来了以后老师们都很疲倦了,说:你就朗诵一段吧。然后我就朗诵了一段,我觉得发挥很一般,因为挺累的。老师说:好吧,那你就回去等通知吧。我一听这话心里就凉了,按理说,如果觉得这个学生有希望的话,应该说:哟!不错呀!要不然你再来段别的。一听‘你回去等通知吧’,我心想这事可能就算是过去了。到最后,一层、一层、一层的通知都到了。”

那次“很偶然、很偶然的机会”来自一次朗诵比赛,因为是代表学校参加的比赛,家里人也十分关心,李咏的大姐还请了她的那位在乌鲁木齐电台当播音员的同学,请他给李咏指点指点。指点的方法很简单,就是由老师先朗诵一遍,用双卡录音机录下来之后,李咏再跟着这名播音员朗诵一次。李咏对自己的朗诵效果很满意,“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听了老师的示范,再听了我自己的录音。不瞒你说,我明显地觉得我比老师的感情真挚。”这位给他指点的播音员虽然没有夸奖他朗诵的感情处理恰到好处,却赞誉了他的嗓音,启发他报考广播学院当播音员,并说:“将来至少能进自治区电台。”
实际上,李咏不但参加了北京广播学院的考试,同时也参加了上海戏剧学院的考试,最后,上海戏剧学院的通知先于北京广播学院的通知邮递到他家,但由于家里人的坚决反对,认为进了上海戏剧学院,以后就只是个话剧演员,这没有什么前途,李咏听从家里的意见, 幸亏这时北京广播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也邮递到家,才使他免得第二次高考。
“当初如果不上广院的播音系,就不会有今天,也许会在某个剧团里跑着龙套。但是,谁又知道呢,也许我在话剧领域里取得成功,更大的成功?这些事情不好说。”一念之间就蕴涵着无数的可能,成功与失败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对于这个选择,李咏并未感到一丝庆幸。
北京广播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拿到了,李咏终于实现少年时代想要逃离的梦想,走出了他从未离开过的新疆,来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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