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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半个多世纪前的硝烟战火中，革命前辈们在黑暗中摸索、在痛苦中企盼、在屈辱中抗争……多少先烈在这伟大历程中写下了壮丽诗篇，其中不乏乐山人的身影！新中国成立了，祖国母亲踏上新的征程，乐山也日新月异。多少乐山儿女为之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和力量！
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本报推出特别报道，预计用3个月的时间，以“光辉岁月”和“辉煌历程”两大版块，报道新中国成立前后发生在乐山的以及与乐山有关的人和事，重点向读者介绍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期间乐山本地发生的鲜闻秘事以及与乐山相关的革命先烈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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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别”半世纪
无名英雄夫妻“重聚”
2009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88岁的生日。上午9时，数十人从乐山城区驱车出发，前往乐山市殡仪馆。这支队伍中，有十多位银发的老人。金色的阳光照在他们严肃、悲痛的脸上。他们即将要去见的，是已经化为两盒骨灰的一对革命夫妻——陈昌和何妨。
在乐山市殡仪馆，两位革命前辈的儿子陈龙狮、女儿陈世英、孙女陈彦宏、外孙余磊等走进了骨灰存放室，请出了陈昌和何妨的骨灰。随后，二老的骨灰被送往位于乐山人民公墓内的墓地进行合葬。覆盖在陈昌骨灰盒上的党旗已经积了灰尘，这面党旗，是1981年6月中央组织部和省委组织部为陈昌正名后，由乐山地委组织部部长周明轩代表党组织为他覆盖的。骨灰盒已经泛黄，但镰刀和铁锤构成的党旗图案却仍格外醒目。何妨的骨灰盒是崭新的，洁白如玉，盖在上面的一面党旗十分鲜艳。2009年6月25日凌晨，何妨老人因患脑梗塞抢救无效病故。
在合葬仪式现场，何妨的女儿陈世英告诉记者，选择在“七一”建党节这一天合葬在一起，是母亲生前的一个愿望。从1960年算起，陈昌的骨灰被妻儿带着，辗转重庆和乐山，至今已49年，一直都没有下葬。
“经历了这么多，终于等到了今天，两位前辈终于‘重逢’了！”封墓完成后，曾办理过二老平反案子的老干部郑朝芳感慨不已。在合葬仪式上，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铁军”师政治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双枪老太婆”女婿林向北等单位和个人纷纷发来唁电悼念两位前辈。
乐山版“余则成”
曾任“贺龙手枪队”队长
陈昌出生在四川省仪陇县，在绿林中长大。1910年，他和被称为“义匪陈子江”的父亲打死乡里的恶霸肖某后，便到了渠县一带打富济贫。1914年，陈昌的父亲被人诱杀，年少的陈昌先后投奔了绿林好汉张子侯、贾增儒。1924年，17岁的陈昌考入川军第六师“军官讲习所”学生队，取名“贾佐”入伍。1925年，陈昌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后，离开了军阀部队，进入武昌革命军十一军“军官教导队”学习，后来分在革命军十一军20师（叶挺部）72团一营一连任排长。“南昌起义”前，陈昌被分到贺龙的部队工作，被任命为贺龙同志的上尉侍从副官，兼“贺龙手枪队”队长。陈昌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八一南昌起义”。在起义前后，带领着“贺龙手枪队”，负责贺龙、朱德、周恩来、叶挺、刘伯承等同志的警卫工作。1927年10月3日，在“落云乡之役”失败后，贺龙、刘伯承、林祖涵、吴玉章等同志经惠来县向香港撤退。陈昌接到命令，率领“贺龙手枪队”，携伪汉口中国银行券五千元作旅费，掩护贺龙等撤退。完成掩护撤退任务后，陈昌又转赴海陆丰，带领贺龙一部分部队接应红十一军叶挺部与周恩来所领导的“革命军事委员会”。10月4日，周恩来命陈昌将所率领的“贺龙手枪队”交给革命军事委员会的警卫营营长李明柯，然后赴香港复命。
后来，陈昌回到武汉，与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的贺龙部教导团学生、武昌中山大学学生、中共党员尹人杰取得了联系。经尹人杰介绍，陈昌于1927年12月3日，在武昌三道街中山大学文学院党支部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9年春，陈昌参与策划了“石宝寨起义”。同年秋天，起义成功，首先消灭石宝寨对岸西界沱的地主武装。随后，起义部队解放了川东施南、利川等县，建立了川东第一支红军武装队伍。党中央军委会将陈昌与康健、马烈光首批派到红四方面军工作。在凤凰山一带开展游击战斗时，因受白军伪49师张贞匪部的包围，陈昌因伤未愈跌落山崖下，而与凤凰山苏区主席舒淇一起脱离了红军。
时下热播的谍战片《潜伏》里，我党地下工作者余则成潜伏于国民党军统天津站，与女游击队长翠平将假夫妻做成了让人动容的革命伴侣。但任务特殊，世事弄人，国民党逃离后，余则成继续潜伏，翠平则带着她和余的孩子隔海相望……
2009年7月1日，乐山人民公墓，生死离别了49年的一对革命夫妻终于在儿女的泪光里“团聚”了。但此时，他们已是两盒覆盖着党旗的骨灰：一是1960年1月26日离世的丈夫陈昌，一是2009年6月25日病逝的何妨。
与《潜伏》类似的是，陈昌和何妨也是我党隐蔽战线上的两位无名英雄。陈昌1931年调入“中央特科”后，18年的隐蔽工作，为我党我军做出了重要贡献。其妻何妨也以助手的身份，在陈昌的领导下从事地下工作。可是，特殊的工作却让这对无名英雄蒙尘半个世纪。中国共产党88岁生日之际，两位革命前辈选择了在这一天“重逢”，永不分离。本报记者经其家属的同意，翻开了尘封已久的岁月，向读者讲述充满传奇色彩的乐山版“潜伏”。
大闹县衙救丈夫
“潜伏”夫妻配合默契
1931年，陈昌历经苦难回到上海，经过党组织的严格审查，恢复了组织关系，被分配到中央军委情报处（中央特科）工作，开始了“无名英雄”生涯。
长征开始后，陈昌被党组织派往重庆，在敌占区从事隐蔽斗争。陈昌打入国民党内部，并取得了重庆别动队情报员、四川通讯社社长、重庆行营情报处情报员、重庆行营战地文化处干事、第九战区《阵中日报》经理、第三战区天目山政训处上尉政训员、第十战区保安政治部少校参谋、第三战区政治部政工大队少校中队长、蒋介石侍从室警卫员、渣滓洞“志农部队”少校中队长等重要任职。借着这些“职务”之便，陈昌为我党获取了大量重要的情报，其中包括蒋介石对红军“围剿”的《军事计划》与《电码秘本》等。
在10多年的隐蔽斗争中，陈昌曾以国民党官员的身份，带领进步青年开设学校教书，暗中从事着情报工作，在这期间，他与何妨认识并结合。何妨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厦门儿童救亡剧团”成员，“厦儿团”被迫解散后，何妨于1941年被组织安排到陈昌身边担任助手。1945年，陈昌与何妨结为革命伴侣。
在两人并肩作战期间，何妨一段“闹县衙救夫”的故事体现了两人在隐蔽战线上的默契。在董必武的支持下，陈昌带着4万元法币开办农场，暗中从事情报工作。但是，他的农场被国民党情报人员盯上，并很快被怀疑。1947年的一天，陈昌被国民党抓捕。国民党以一个排的兵力押送，并试图将陈昌在半路上“黑办”。何妨知道后，明白丈夫此去凶多吉少，十分着急。情急之中，何妨跑到国民党政府的县衙大声喊冤。何妨以归侨的身份，迫使国民党同意她安排30个人陪同押送。陪同押送的30个人，其实是与党有联系的地方武装。这队人的出现，避免了陈昌被“黑办”的命运。随后，在重庆，机智的陈昌凭借曾有过的国民党身份，避免了自己的牢狱之灾，并继续在国民党内部潜伏，从事着地下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
他继续“潜伏”立大功
1949年，被国民党抓捕的陈昌从中美合作所逃了出来，找到党组织，希望能够恢复自己组织关系。
陈昌一贯在党的单线领导下，从事地下工作，对重庆的情况比较熟悉。基于此，党组织决定让他以“秘干”身份到重庆公安局工作，与潜伏的匪特进行隐蔽斗争。期间，陈昌同志带领包括何妨在内的“精字20号”小组，发现500余件“特情”，并破获“中中案件”（即“中国平民革命党”、“中华反共救国军”）。在两股国民党潜伏势力即将采取武力行动前几天，陈昌获取了准确的情报，并迅速向重庆公安局汇报，逮捕了176人，其枪支弹药、电台、金条全部缴获，彻底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企图颠覆重庆的地下武装。而在这期间，陈昌在外界的身份并不是党员，也不是公安局工作人员。
长期打入敌人内部，从事地下隐蔽斗争，陈昌有很多“身份”。破获“中中案件”后不久，他被以“贪污罪”逮捕判刑2年，何妨也被公安局除名。 1954年，陈昌刑满释放后，当时，全国正在搞“扫盲运动”，陈昌在全家老小的生活都很困难的情况下，自购书本、黑板、租民房，带领妻儿办起了扫盲班。后经董必武同志干预，陈昌被安置到西南水力发电工程局任局招待所副所长。
1958年，陈昌被补划为“极右”并送到工地监督劳改。当他已全身浮肿、伴胸水腹水，重度营养不良时，监管人员仍然不准休息和减少土方任务。陈昌为完成任务，只能夜里加班。1960年1月25日深夜，工友在工地发现了昏迷在地上的陈昌。26日凌晨2时，陈昌永远地闭上了双眼。
1965年陈昌平反，纠正了1952年的“错捕错判”和1958年的错定“极右”，恢复革命干部的身份。1981年，中共中央组织部（81）组建字409号文件中，“陈昌同志的党籍予以恢复，其党龄自1927年算起。”1982年7月1日，原乐山地委常委、组织部长周明轩代表党组织为陈昌的骨灰覆盖了党旗。
发挥余热
英雄妻子对党忠诚
陈昌去世以后，妻子何妨抱着他的骨灰，带着三个孩子艰难地过日子。1956年，何妨调西南水力发电工程局工作。1961年调重庆轮船公司乐山分公司工作。1965年调乐山专区医院（现乐山市人民医院）工作。1978年以老护士的身份在乐山市人民医院离休，但一直发挥余热工作到1983年。1983年，何妨这位从在中央特科就被“当作党员使用”的老革命，终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何妨一生，对党的忠诚与热爱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入党以后，60多岁的何妨报名参加了“刊授党校”学习，并于1985年7月通过开卷考试获得《中央党校毕业证书》。已经退休的何妨这一做法，让身边不少人费解。
何妨在丈夫去世后，一个人克服难以言表的困难和障碍，用22年的时间为丈夫伸冤，终于使丈夫最重要的遗愿得以实现。
在与3个孩子相依为命的岁月里，何妨始终保持着一个共产党员的本色。说起自己孩提时的一件事情，已为人父的儿子陈龙狮泣不成声：“我上幼儿园的时候，党组织已经对爸爸的事情初步弄清，并且在生活上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我上幼儿园原本是不用交钱的。党组织常常给妈妈寄些钱过来。有了钱，妈妈便到幼儿园，要给我交学费。‘我手里有钱的时候，为什么不交呢？我不能成为党的负担！’在她的坚持下，老师只好开户收了我的学费。这个头一开，麻烦就来了。在妈妈没有足够的钱的时候，我被老师请出了幼儿园。有了钱，我又回去和小朋友玩，这样反复了不知多少次……”
在7月1日的合葬仪式上，陈昌和何妨的那张合影，是子女们在两张单人照上剪切合成的。作为党的地下工作者，纪律不允许他们有更多的照片。
本报记者 刘宗明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家属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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