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问题的五个参考模式（国庆博文系列之三）

新疆的大局是稳定的，但是民族问题不可忽视。有一位西方学者预言，随着全球化水平的提高，以及民族国家里的少数民族的生活水平提高，他们要求自治和独立的呼声会更加高涨而绝不是相反。新疆的问题是，这种诉求可能随时引发暴力和族群冲突。借新疆问题白皮书的发表，在与一些阿拉伯和欧美朋友私下探讨后，我认为需要考虑以下几种模式的可行性及后果，虽然有的，或者说大部分根本不能与中国的新疆问题相提并论。

1.     伊拉克模式

萨达姆被推翻后，原来地处该国中部地区的属于萨达姆教派的逊尼派成为大权旁落的所谓二等公民，再加上美国占领军一味捣毁萨达姆原来的执政党阿拉伯社会复兴党，导致逊尼派的血腥报复和捣乱。美国人后来重新考虑了与复兴党的合作，比如该党干部的任用与参政。但是，最有效的其实还是选举本身。原来逊尼派的拒绝参与任何议会大选，抵制该国在美军的设计下开启的任何民族和解的政治进程。结果，什叶派和库尔德人占据议会多数，任何议案，包括救济款，石油利益的分配，战后重建的方案等等都不带逊尼派玩儿。日子久了，就会被彻底边缘化了。但是，伊拉克问题就像巴勒斯坦问题一样，伊斯兰内部教派林立，而巴勒斯坦人内部的政治和武装组织总有温和和激进之分，比如盘踞加沙的哈马斯主张暴力，绝不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于是，事情变得复杂化了。哈马斯杀伤力在于他们得到了境外伊朗和叙利亚等的坚决的反以势力的道义和物质的巨大支持。

我国早就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相信维族同胞具有相当的自治和参政的权利。但是，中国拒绝承认东土耳其斯坦，绝不接受荒唐的占领与被占领的说法。东土耳其斯坦运动和世维会同样得到了境外一些政治势力的各种支持。而且，7.5 事件之后，我们宣传上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就是抬高了热比娅的国际知名度。现在，她到处活动，澳大利的墨尔本电影节，台湾的高雄电影节以及即将在德国法兰克福举办的书展，俨然成为新疆问题的海外发言人，甚至想和达赖的声望一样。如果这种闹剧玩下去，别有用心的挪威诺贝尔和平奖评审委员会一定会认真考虑给她颁奖。一个靠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优惠政策富裕起来的当年新疆第一富婆回过头来抱怨维族人的利益被边缘化了，这种弥天大谎在国外无知的西方人看来很有说服力。因为，无论我们怎么解释，美欧许多国家和政府，且不说一向桀骜不驯的大量草根的非政府组织始终认为中国政府的任何高压政策都不是反恐，而是人权问题，是民族不够和解的社会问题。他们审视中国时使用的意识形态有色眼镜将长期存在，因为我们的执政党叫共产党。西方把共产党统称为斯大林主义的政党，统称为“毛时期”输出的激进的意识形态和游击队组织，比如尼泊尔的各种共产党组织等等（但是，他们已经在该国的议会选举中取得胜利。印度议会内的共产党甚至比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更注重维护马列主义的纯洁性和正统理论）。要知道，国外手里有闲钱的各种背景复杂的国际组织，官方的和非官方的，一直看着中国的强大眼红，必欲搅乱中国内政而后快。今后，这个女人的活动经费应该不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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