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定退休年龄高低之辩

失业和养老，构成了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内在钳制关系。如何找到延迟退休与解决就业之间的最佳结合点，缓解这两股力量对中国社会稳定所产生的震荡，还是一个尚待论证的问题

中国退休年龄几十年来未有变化，男职工60岁，女职工又分干部和工人，干部是55岁，工人是50岁，这与中国当前人口寿命及老龄化的形势相比明显偏低。劳动社会保障部养老保险司司长焦凯平明确表示，中国现行的退休年龄确实存在问题，改革的呼声很高。

但是，刚刚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对这个问题没有做出规定，主要还是考虑目前对退休年龄进行改革的时机还不成熟。

“白色浪潮”带来的冲击

上世纪50年代初建立起来的中国企业职工退休制度，虽经1958年和1978年两次修改，但都是将原来规定的退休年龄作为一个合理的事实来接受和认定，没有对此提出任何的异议。1999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制止和纠正违反国家规定办理企业职工提前退休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规定：“国家法定的企业职工退休年龄是：男年满60周岁，女工人年满50周岁，女干部年满55周岁。”

直到2004年9月初，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胡晓义透露，正在考虑延长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于是，延迟退休这个话题平地间风生水起。

上个世纪50年代初，中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男性为40岁，女性为42.3岁。50年后，中国人口在60岁时的预期平均余命为16年。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院长郑功成据此认为：我们养上一代只要十年，而下一代养我们要二三十年，原来的退休年限显然已经不适合目前的人均寿命。

而按照国际惯例，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7%以上的社会被称为老龄社会或老年型人口国家。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为0.88亿，已经达到总人口比例的7%。

“虽然中国实施了世界上最为严厉的生育政策，21世纪生育率总和也稳定在联合国预测的1.90，但人口老化速度还是比其他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快很多。”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建新认为。

而这种特殊人口政策导致的老龄化，与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西欧等国的老龄化是在工业化完成以后渐进出现的，其漫长的过渡时期使社会已经积累了足够的财富来应对老龄化问题。

相比之下，中国的老龄化在我们还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提前到来了，社会财富积累不够，首先面临考验的是养老金支付系统。胡晓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当时考虑延长职工退休年龄的目的之一，就是减轻“白色浪潮”对社会养老的压力。

年龄高低制约养老金

退休年龄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界定，多数国家把退休年龄规定在60岁至65岁之间，以顺应人口寿命延长和人口老化的发生和发展。近年来各国的改革，均有提高退休年龄的普遍倾向。因为要想解决日趋严重的养老金压力，这一方法可以在减少养老金领取年限的同时增加养老金积累的年限，并且不需要对养老保障体制做大的修正。

1935年美国制定的社会保障法案规定，65岁是正规的退休年龄。1983年美国总统里根签署社会保障法修正案，把正规的退休年龄自65岁逐渐提高到67岁。20世纪70年代，日本的法定退休年龄为55岁，80年代提高到男性60岁，女性56岁。90年代初，日本的社会保险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逐渐把退休年龄提高到男性65岁、女性60岁。

中国从1993年开始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金筹集方式。资金流程是：为每一个参加养老保险的职工建立个人账户，企业职工在领取工资后向社会保障基金缴付社会保障款，这笔钱连同企业缴付的社会保障款都进入职工的个人账户。

但此前的计划经济时代，职工的养老保险是由单位和国家包干，没有安排个人账户和相应的资金积累。很多老职工新建的个人账户中的资金很少，已退休职工的个人账户则完全是空的。因此很多地方政府挪用在职职工个人账户的资金，支付退休人员养老金。

2004年4月，由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完成的《银发中国-中国养老政策的人口和经济分析》指出，中国正用当前工人的税钱养活当前的退休人员——这是一种拆东墙、补西墙的“空账运行”方式。“因此，延迟退休，对养老金制度的自我平衡是有好处的。”郑功成如是说。

长城金融研究所所长徐滇庆及三位学者曾在2001年就延长退休年龄对养老金盈余的影响做了测算。假设2010～2015年间女工的退休年龄逐步提高5岁。男女工人的退休年龄都在2020～2025年间再提高5岁，也就是说，如果所有工人的退休年龄在2020年都提高到65岁，养老金体系将保持盈余。

但经济研究的模型是以假设为前提的，在社会总劳动人口一定的情况下，提高退休年龄只能以减少其他劳动力的就业为代价。

就业问题凸显

那些已经或正在考虑延长法定退休年龄的国家和地区，除了缓解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支付压力外，还有解决劳动力紧缺这一重大社会问题的目的。但在中国，反映在就业问题上恰好相反。

随着高校扩招生毕业高峰的来临和原本就存在的隐性失业，再加上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民工走向城市，造成城市劳动力市场的相对过剩。不少地区为了给年轻人腾出岗位，甚至采取了内部退养，让员工提前退休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延长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必定会加剧劳动力供过于求的矛盾。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张车伟副所长指出，目前中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数超过1.1亿人，每年大约有300万左右的人退休，占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3%。但中国每年新增就业机会只有1000万左右，如果提高退休年龄，就占去机会的30%。这个比例相当惊人。

中国目前最大的竞争优势仍然是劳动力资源的优势，这一优势主要体现在年轻劳动力数量庞大上。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当务之急仍然是解决年轻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根据相关部门预测，未来20年间，中国在克服现有失业人口和下岗人口就业问题的基础上，还要为新增加的1.2亿人口进一步创造就业机会。

如果大量的年轻劳动力无法找到工作，不仅意味着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且也意味着今后养老金积累的困难，其结果是当年轻的劳动力人口进入老年后，其养老问题将会成为一个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

失业和养老，构成了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内在钳制关系。如何找到延迟退休与解决就业之间的最佳结合点，缓解这两股力量对中国社会稳定所产生的震荡，还是一个尚待论证的问题。

中国延长退休年龄是必须的，但不可能在近期内实行。依靠多次渐进的调整，比一步到位要合理，有利于社会稳定。郑功成认为，这将是一个漫长的商榷和论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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