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纪鹏: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12月1日，《证券时报》发表了十位教授联名书写的《扩大内需应把提振股市作为切入点》(以下简称“建言书”)的文章，出乎预料的是在社会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一时间十位教授都成了媒体追逐的对象，大家都希望能了解写这篇文章的一些背景。

尽管在网络上的支持率达到84.7%，但是也有几篇文章和报道是从质疑的角度谈这篇文章。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是中央电视台当天的“今日观察”张鸿等以“十教授上书为何遭到质疑及他们背后代表了谁”为主题的节目。二是马光远关于《救市还是毁市》及《十教授救市建议书的十大硬伤》两篇文章。三是华生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中国股市现在是健康的，不赞成十教授建议的提法和做法。其实，对上述报道，几位教授最初的想法是做出回应，但没有做出，是出于以下四点考虑：

首先，坦率讲，《建言书》发表后，媒体的热度超出我们的想像，不希望在那个时候炒作这件事情。

其次，想先听听各方意见，认真思索后再做些必要解释。

第三，十位教授要想凑在一起，十分困难。

第四，赵晓在12月5日出国前讲了八个字，给我印象很深，即“感恩、学习、交流、理解”。他说11月27日是西方的感恩节，中国的文化里缺少感恩文化。不管是对热爱你的人，还是批评你的人，只要对我们扩大内需的中央政策有好处，对股市发展有好处，都应该抱有感谢之情。

关于学习，是说我们的报告本来是一个内部报告，受字数限制不可能写得很长，产生不同意见是正常的，也是有好处的。

在学习的基础上再跟大家互相交流。比如说什么叫大非自锁，为何大非自锁和现有股改是一致的，是有法律依据的，不是“悔棋”。

通过充分交流，大家振兴股市的目标一致，自然会互相理解。

赵晓年纪虽轻，但这八个字，令人刮目相看，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及时对一些“质疑”做出回复的原因。现在这件事情基本过去了，我想也该到了回答一些“质疑”的时候了。

一、十教授对这份报告主要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十位教授尽管写这篇文章并没有凑齐开过一次会，但由于平时都有联系，很多学术观点经常一起交流，因此，对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1、扩大内需应先提振股市；2、提振股市先要进行解决大小非这样的制度创新完全一致。有几个记者问为什么是十个教授而不是九个也不是十一个？其实这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这篇报告不仅涉及宏观经济，也需要了解上市公司；不仅要有懂金融的，也要有懂法律的；不仅需要研究国内经济，也需要研究国际经济。大家可以看到十个教授的专业背景大部分是不一样的。当然，有一位记者问，十教授是否和中央出台扩大内需十项措施的数字有关，我觉得从这个角度说，也不排除有这样的含义。

二、对《十教授上书救市》提法的解释

这份建言书在公开发表时，媒体普遍选择了“十教授上书救市”这一提法，对这一提法，大家是有不同意见的。比如对上书一事，贺强教授就不赞成用上书一词，但也有一些教授包括我本人认为，媒体选择了这个词确实认为十个教授在中国面对国际金融危机扩大内需的关键时刻联名写文章是中国学术界的一件大事。但是这个上书是坚决支持中央扩大内需的十个政策，并且积极建言。因为毕竟一年来中央的政策从年初的“双防”到三季度的“一保一防”一直到四季度的“一积极一放松”的金融政策变化较大，在这种背景下，任何一个研究经济学和法学的教授都可以表达自己对中央扩大内需政策的观点。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的建议书是和中央扩大内需的政策一致的，是坚决拥护的，并且在尽一个教授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和中国经济可能出现的困难积极建言，应该履行的正常责任。因此，赵晓也提到专家学者对国家的政策能够积极关注、建言，这在社会生活中应该成为一个能够被大家接受并且值得倡导的事。而且这一现象在很多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是比较普遍的。比如最近对于美国政府7500亿救市，147位教授也联名写了建议，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不管这样的观点是否被政府接受，都表明是一种社会的进步，也体现了经济民主中教授应该发挥的作用。

所以，十教授联名建言我想即便抛开观点不说，也是有其经济民主的积极意义的。对于媒体普遍使用的救市一词，十个教授中90%都不同意用这个词，因为我们写这篇报告的本意就是说明中国股市遇到的困难和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都不一样，我们不应该简单地用注资、减税、降息，解决资本市场存在的问题，而应该从制度创新、政策创新入手来根治。

当然，文中也还存在其他几个细微的分歧。

一是题目的选择，争议有二：是用《扩大内需必先激活股市》还是《必先提振股市》？最后内参采用了吴晓求教授的观点《扩大内需应先提振股市》，公开发表时则采用了吕随启教授的观点《扩大内需应以提振股市作为切入点》。其实，本意都是一样的，就是在十大措施出台后，我们感觉金融必须要跟上。

因此，尽管文章题目是以提振股市为前提，但实际上六条措施中不仅包含股市，而且还涵盖了尽快组建县域股份制商业银行及打破目前尚未开放的垄断行业向民营企业开放的内容。即便在股市问题上，无论是解决大小非的制度创新措施，还是建立上市公司高管的期权激励制度以及化解外汇储备风险等方面，都谈的是制度创新。而从平准基金来说，也是为了克服股市非理性的过高或过低的生理缺陷，在关键时刻一次性地发挥长期的有形之手的平衡手段。从这个意义来说，这也是资本市场的一个制度创新。

因此，我们提出的六条措施都不意味着中国股市要像美国股市那样去救市，因为中国宏观经济还保持9%以上的增长，中国股市上市公司的业绩和基本面没有走坏，我们只是要把压抑股市的不合理的制度性障碍消除掉，因此，与其讲我们的建言书是救市，不如说是中国股市的制度创新。

其次，文章的最后一部分，我们对于未来经济的预测：(1)2008年第四季度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初步启动，千方百计股市要启动；(2)2009年一季度后更大规模投资启动；(3)2009年第三季度中国经济见底回升；(4)2010年房地产市场回暖，中国经济进入全面复苏。也有一些争议，但我们想经济学家根据自己的研究可以提出这样的预测，给后人检验，既是对我们理论研究一个真实水平的表达，是继续关注中央和国际经济走势、不断提高自身水平的一个动力所在。

三、对当天CCTV-2“今日观察”节目的看法

《建言书》发表当天的晚上，“今日观察”就以十教授上书救市为何遭质疑为题，对他们代表了谁的利益等非学术的论题进行了宣传。其实，从当天网民和股民的反应看，大部分人都是支持《建言书》的。我们不知“今日观察”为何做这样的报道。当晚，贺强教授第一个就给我发来了短信，接着又有6位教授打来电话或发来短信，对“今日观察”节目的这种类似人身攻击的做法表示不理解。

央视并不是一家私人电视台，它不仅要抓住新闻热点，还要宣传党的政策。中央提出扩大内需的政策，十个教授坚决拥护。无论是从立意还是结论，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践效果来看，都是好的。但如果不考虑这样一点，而是一上来就怀疑十位教授的动机，是很难令人理解的。

在这里我也想补充一点，实际上那个节目播出以后，何帆教授就给赵晓教授打了电话，何帆的所长余永定教授也给我打了电话，作为一个学者的完整表达，何帆的内容有些也删掉了。所以我想带着这样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去谈十教授为何遭质疑是不好的。我们刚开始也想去和“今日观察”节目组的同志去沟通一下，因为我们觉得这一轮在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中，CCTV-2和《人民日报》、新华社都起了很好的作用，我们当然也没有忘记在2001年在股市赌场论时，第一次股市被推倒的时候，那会儿CCTV-2所发挥的消极作用，因此对比起来应该说，今天我们CCTV-2在提振中国的股市、扩大内需上在主流方面我觉得还是值得肯定的，已经比5年前大有进步了。

我想这一点不管是从结果来看，当天对市场，或者说从我们的动机来看，它的目的都是坚决拥护中央扩大内需的政策。但是如果说一上来就定位，甚至搞动机怀疑，这是令人难以接受的。

其实，我倒觉得“今日观察”可以组织我们和张鸿先生一起交流一次，可能效果会更好。

四、关于华生认为股市健康，不赞成十教授的提法和做法的回答

华生教授最近说中国股市很健康。其实中国股市跌到2000点以下甚至到1600点，到底健康与否始终是学术界的一大争论。当股市涨到4000点的时候，我记得当时华生教授就写过一篇文章《市场过热的信号》，无论是对上还是对下影响都比较大。后来发生了“5·30”印花税的大幅提升。在此背景下，我在做客和讯网时，记者问我对华生教授这篇文章的评论，我说了下述这番话：

股市涨到4000点，华生教授认为政府不干预股市是个误区。他从2000多点就认为泡沫过多，一直说到4000点。股权分置改革初期，我们要用对价改革取代推倒重来的市价减持，在这一点上，大家意见是一致的。但从2000点往上发生了分歧和偏差，股市登上4000点时，华生教授这篇文章引起各方面的关注。我们担心的是政府根据一些经济学家的建议形成用行政之手，如提前解禁国家股和征收资本利得税的政策打压股市。

我始终认为中国股市从2001年的2200多点跌到1000点是不正常的。股改后，我们的股市实现了恢复性上涨，涨到6000点，股市变成了疯牛，不合理；但暴跌到1600点变成病熊，问题更加严重。中国的股市几乎变成一个废市，功能全部丧失。2007年我国股市融资达8700多亿，占股市建立18年以来2.3万亿总融资额的1/3还要多，而今年只有上半年完成了700亿-800亿的融资，奥运会后，融资功能基本丧失。这样的股市难道是健康的吗？

在这个问题上我跟华生教授之间有较大的学术分歧，可以查我写的很多观点。我认为中国股市4000点是合理的，在这一点位上，市盈率基本在25-30倍。这是对2001-2005年中国股市被推倒重来一种理性的恢复。股市在1000点直接融资的不支撑，连带着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中国的四大银行不良资产率高达20%以上，不得不进行出走海外的背水一战。而中国股市涨到4000点，应该说这是一种理性恢复性的上涨，中国经济以每年10%的速度递增，中国上市公司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生力军。因此，25-30倍的市盈率是合理的。这样的市盈率和4000点的股市是中国资本市场竞争力的表现。以中国经济和上市公司的成长性看，把美国病态经济的市盈率套在中国上市公司上当然不合理。所以，尽管华生教授可以表达对十位教授的不同意见及做法和提法的不理解，但是对于中国股市在2000点下还属于正常和健康，我想是很难苟同的。这一点也是可以从中央金融九条要进一步稳定股市的政策得出结论。

这个问题应该讨论清楚。理论对下影响投资人的信心和媒体的舆论导向，对上引导决策。它对中国有扩大内需的关键时刻能否充分发挥金融这个平台至关重要。

五、关于马光远对《建言书》《毁市》和《硬伤》文章的回应

如果说，和华生教授之间的争论是学术之争的话，那么马光远的两篇文章已经跳出了学术之争的范围，但对这样的文章又不能不作回答。

一上来就说别人的观点是毁市，具有“十大硬伤”，不是学者讨论问题应有的严谨态度。最近有几位朋友给我打电话，说我曾经得罪过人家，以至于连累了其他几位教授，为什么？

原来在2007年2月我写过一篇《成思危教授的讲话代表谁？》的文章，当时股改后股市涨到了2700点，成教授认为“股市泡沫正在形成，从利润回报率和其他指标看，内地上市公司70%没有达到国际标准”。由于成思危教授当时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是国家领导人，很多媒体和投资人都把成思危教授的这番讲话认为是中央运用有形之手挤压股市泡沫的重要信号来看待，一时间，悲观气氛笼罩股市。

我当时写这篇文章是出于两个目的：其一，从2001-2005年的5年间，中国股市没有同国民经济10%GDP的增长同步，而是从2245点被压到了1000点以下，一旦把市价减持国家股的不当政策障碍消除，无疑会实现一个恢复性的快速上涨。其二，我和成思危教授也相识，他是学者，大家应该把他的这番话当成是一个教授阐述自己对经济的观点，而不应该当成是国家领导人释放政策信息。很显然是善意的。就这个问题，在2007年12月深交所的第六届中小企业融资论坛上，我在深圳见到成教授，当面主动向成教授解释了我的动机，并和成教授就股市是否具有增值功能进行了探讨。我认为股票的增值功能是由两个变量决定的：其一是盈余公积金的提取，是股票增值功能的内生变量；其二是增发和配股，是导致股票净资产增值的外生变量。证明了股市具有增值功能，也就把股市和赌场进行了区分。把这二者进行了区分，股民也就摘掉了赌徒总被打压不被保护的帽子。事后还把我写的关于股市新文化、股市具有增值功能的文章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寄给过成教授。

可没想到我那篇文章发表后，很快就另外有一篇文章叫《刘纪鹏代表的是谁》，作者就是今天写《毁市》和《硬伤》的马光远。大家可以在网上查到这两篇《代表谁》的文章，比较一下，心里就有数了。其实，非学术的人身攻击从那时就已经发生了。

本来这些话，记者不问也不想说，但除此之外还连续发生两件怪事：其一，马光远在“硬伤”中居然说我在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中质疑了他，还说我想与他当面磋商。这简直是无中生有。应该让我弟弟窦文涛发表个声明，都是他惹的“祸”。因为他事先也不打招呼，一上来就说，最近有位马光远博士评论十教授，说“老虎狮子总是独来独往，而只有狐狸才成群结队”。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我都只字未提这位作者，只说了一句“狐狸又聪明又漂亮有何不好？”好像还没播出来。更奇怪的是，12月6日我接到了一个自称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记者的电话，意思是12月8日晚上约我和马光远同做嘉宾，因为马光远是他们节目的特约评论员，谈一谈提振股市的问题，主持人要么是李小萌要么是张泉灵。我当时就答应了，但第二天下午，又接到那位记者的短信，说取消了。连名字也没留。

如果是正常的学术讨论，我非常欢迎，愿意在任何场合与任何有不同观点的人进行交流。但我不明白这位作者为何要没完没了地写这种非学术的文章纠缠呢？

其实他的《硬伤》一文才有“硬伤”。在此，由于文章篇幅限制，试举三例。

其一，说中国股市在6100点时静态市盈率达到87倍。其实2007年10月份，中国股市达到了6100点，以交易所公开披露的文字为证，2007年的静态市盈率为69倍，而按国际惯例，到这一年的10月份更应该按2008年的动态市盈率进行测算，只有49倍。我提到这个问题的目的并不认为6100点是合理的。股市在去年涨到了6100多点，变成了疯牛，固然不好，但股市跌到1600点，变成了病熊，导致股市的功能全部丧失。无论上市公司还是投资人都没有了信心，国家扩大内需的政策不能依托资本市场的平台，问题岂不严重？面对这种局面，中央当然要反复强调进一步维护股市的稳定和健康发展。解读这句话的含义，就是要维持股价在2000点以上的稳定健康发展。可以去查一查我一年来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我不止一次讲过4000点是基本点，不要再往下挤泡沫了。

其二，关于中国股市跌得没有俄罗斯和印度多的硬伤。《硬伤》一文中提道，不能把中国股市下跌的原因归结于大小非，因为俄罗斯和印度的股市比中国跌得还要多，他们并没有大小非。其实我们的文章从来没有说过大小非是导致中国股市下跌的唯一原因，而是说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这些不利于中国股市的因素需要一个一个地排除。就俄罗斯和印度的股市来说，俄罗斯一年来下跌了76%，但俄罗斯是由于格鲁吉亚战争、石油暴跌和2006年7月就过早地将股市向外资全面开放以至于当国际金融危机来临时，受外资回撤的影响甚大。中国股市一年来也下跌了72%，但与俄罗斯股市的下跌根本不具有可比性。十教授在建议中明确指出，中国股市下跌不完全是由美国次贷和一年以来的宏观紧缩政策造成的，还有资本市场本身的内在因素，“大小非”就是其中一个令投资人最苦恼的因素。导致投资人的信心出了问题，而明、后年又是大小非解禁的高潮，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的股市就无法打开上升到4000点的空间。而印度的股市一年来也没有比中国股市跌得多，只跌了62%。而印度无论是从GDP等主要指标的成长性看，还是从社会、政治和谐的角度看，都和中国是有差距的。

其三，《硬伤》一文不理解为何此时推出高管人员期权激励制度的创新对提振股市有好处。其实，我们之所以提出建立高管人员的期权激励制度，就是因为期权的既定时间、既定人员、既定价格的三个既定决定的。拥有3-5年期权的管家当然希望他拥有期权的股票上涨，才有意义。而大小非和大小限要抛出的话，就会导致股票下跌，让期权变为一张废纸。因此，管家和东家的利益就会不一致。难道这样的问题也难以理解吗？

最后我想说的是，关于大小非的解决对策，即大非自锁、小非分割，披露大的小非，放飞小的小非，无论是在和股改的一致性上，还是合法性上，既不是悔棋，也不是赖皮。关于这个问题，笔者愿另文再谈。总之，无论是认为我们《建言书》中存在硬伤，还是学者的不赞成，如果有必要，我们都愿意一一作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