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庆：与陈国军同居不得不说的故事

刚认识陈国军的时候，我没有一分钱。陈国军与前妻离婚的时候，我也没有什么钱。给陈国军儿子的抚养费使我囊空如洗并且负债累累。

为找一个房子住我吃尽了千辛万苦。厂里借给我的房子突然有一天分给了北影的一位导演，那位导演的儿子天天赶我走并扬言再不搬就封我的门。

可是我到哪里去住？为什么偌大的一个中国竟不能有我一张可以歇息的小床和一张安静的书桌？

我一边抵抗着不搬家，一边联系过渡的房子，一边给陈国军找工作，调动户口。离婚以后，陈国军在单位已无法再呆下去。他已为离婚丧失了一切:家庭、儿子、工作、名誉、前途、父母亲的健康……他本来没有钱，现在就更没有钱了。他在长春已臭不可闻。没有什么人理他。人们都把他当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与此相反，赵雅珉在单位里获得最崇高的敬重，尽管她从来没有说过话，人们其实根本就不知道她怎么想。

陈国军整天无所事事，在一个男人最好的年华。他那时只有二十九岁。在陈国军离婚的四年中，我仍然是新闻的中心。除了各种难听之极的议论以外我忍受了无数的凄清、孤独和寂寞，抵御了来自各方面的诱惑。我本来可以嫁钱，只要嫁一个有钱的老公我就可以不愁吃喝，享用不尽；我还可以嫁权，在我没有房子住的时候只要是嫁一个高干子弟马上就有大而舒适的房子，还不会再受批判；我可以嫁一个没有结婚的，没有那么麻烦的家庭问题的，没有孩子的，最少最少我可以嫁一个北京户口的……

四年的日日月月不是一瞬即逝，在那艰难困苦的日子里一天等于二十年。

不是领袖有一句诗词：“长夜难明赤县天”？在四年里这句话几乎天天浮现在我的脑海，我想再没有人比我更能体会其中的深刻含义。

我没有结婚，我是自由的。我随时可以改变我的前途、我的选择。我曾经动摇过很多次，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坚持了下来。最重要的，是社会和舆论的压力总是在我动摇的时候推波助澜，从另一个方向鼓舞我、激励我，它们使我产生了强烈的把事情进行到底的决心，而事情本身的质量如何，是否出于自己的要求愿望，已经抛到九霄云外，一点都不重要了。

可以说在那个时候我对任何男人都视而不见。不管他们多么优秀，不管他们多么温情脉脉，在我的脑袋里只有长春。在陈国军离婚以后，我们的关系逐渐在电影圈内部公开，一直以为我只是由于生活作风不正派与陈国军玩闹一场的人们接受不了我们开始认真在一起的这个事实。

我对陈国军为我敢于抛弃一切的真情抱有极大的感恩心理。要还给他一切成了我生活的全部。事隔多年以后我反应过来，其实那些年里，我只是为社会和舆论活着，可是我当时想不到这些。

陈国军离婚只是我们和社会斗争胜利的一个起点。只有还给他一切，让他成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这个圈才能画圆。所有的舆论对我们在一起这件事都不认可。对我为什么会找他众说纷纭，至今不能使我忘记的是人们最后盖棺论定的一句话：“因为陈国军的床上功夫尤其出色。”

我根本没有任何判断力。在我有主张、叛逆的后面实际上是舆沦的俘虏。我天天收集、了解、捕捉、记忆这些舆论，并且针对它们反其道而行之。我向社会宣战。我为这些而生存。

首先要解决住房的问题，然后调动陈国军的工作，接着再调他的户口，户口一定要在北京，以后他的儿子户口也可以一起到北京。还有，他一定要拍一部最棒最棒的戏。

刚离婚时的喜悦早已过去，整天游手好闲使陈国军焦躁不安。

我们仍然不能在一起。他到北京还得跟单位请假，单位仍然不准假。情况除了“斗争会”停止免去我们进监狱之忧外，其余没有任何变化。

我成大东跑西窜，动用一切社会关系想办法。可是不灵。只要听说是陈国军的事，这些关系就变得不管用。无论我把他吹得天花乱坠，人家也不听。没有单位肯出面借调他。

无奈何只好找到我一个朋友，他刚刚成立了一个什么“影视中心”，说清楚他给出借调函我们自己掏借调费，他终于答应，我赶紧点头哈腰再三感谢。

一个单位借调另一个单位的人员要付给单位劳务费，这是历来的规矩。一般最低金额是被借调人员工资的百分之四百。

这就是说，为了陈国军能到北京，我自己每个月要掏四倍陈国军工资的钱付给长影剧团。幸好那时由于“走穴”我已有了小小的积蓄，尽管舍不得，觉得不公平，也只有这样做。

一定要跨出长春。这是第一步。

借调函有了。钱也解决了。还得找一个人扮演影视中心的工作人员，去长影办借调手续。

陈国军由于离婚属于内控分子，一般的戏来找都不外借，必须有人去，得是知根知底的人。还要找一个大的幌子，比方说这是中央××单位拍的××重点片等等，不然肯定借不出来。

找谁去呢？谁这么够哥们肯去长春一趟，同时还具备能说会道再加上出色的表演天赋呢？把我认识的所有人都想了一遍。同时也找了几个人，有的确实没有时间，有的找借口婉言拒绝了。

最后想到北影的一位青年导演，他一直与我关系甚好，人也仗义，够哥们，也兼备能说会道及表演多种才华。最理想的人选！早就应该去找他！

我把我的想法及真实情况和盘托出跟他一说，果真我没有看错人，他很爽快地答应了。

而且他也正好有时间。我们坐下来具体商量此次去长春之行的方针、政策及可能发生的和不可预计的情况，讨论了好长时间。

我把我了解的情况尽可能细地介绍给他，并且千叮咛万嘱咐切切不可泄露与我的关系或是我知道这个事情，尤其是见到陈国军千万不可打招呼要装作不认识，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

我们还说好在长春期间不可与我通话，假如实在要通电话必须到街上远离陈国军单位的电话局去打，并且务必看清身边的人，记住切不可说出我的名字。两天以后，朋友出发。我在北京坐镇，一面关心长春的情况，一面继续跑房子的问题。

陈国军就像是一个武林高手被人点穴武功尽失，只有坐等我的救援，他只是离了一下婚就到了这个地步。这时候，天无绝人之路，我突然得到了一套房子。北京流量计厂的厂长在一次我为他们厂的演出中得知我的情况，实在看不过去，伸出了同情之手。

后来这位厂长成为我们全家的朋友直到现今。他不管我和陈国军之间相不相配，也不管陈国军是否刚离婚，只知道我对电影事业有过贡献，只知道我是人，就应该有个安身之所。

他派车并且亲自陪我去给陈国军跑北京户口，尽管没有跑成。与他在一起我想起北影一位演员对我说过的话：“我的朋友都是工人。与他们相交放心，比跟文艺界来往好得多。”

好人还是有。世界毕竟还是有光明。北影剧团的团长陈强，在我与他聊天时谈到陈国军还在长春及我与他的关系时干脆地说：“把他调到北影来。我们总是要把女婿娶进来，不能把我们的闺女嫁出去。”我不会忘记这件事。

北影也突然通知我在一个旧楼有一套小房子，可以分给我住。过去总是说“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原来福也会双至。长春方面的朋友来电话说，目前一切进展顺利，如果不出意外情况，陈国军不日可到北京。

在陈国军还未到北京之前，他的母亲连同哥哥弟弟先到了我家，因为他母亲病重需要到北京治疗。汪洋厂长又一次出来对我进行了关键性的关怀，由北影专车每天接送他母亲去医院检查。

于是我一面打扫新房子，一面收拾旧房子，一边陪陈国军的妈妈去看病，一边拍戏，每天按东北习惯给大家做饭，老人家又有肝炎又有糖尿病，既不能吃甜的又要吃好的，使不会做饭的我费尽了心思，还忙陈国军的调动，忙自己的杂七杂八，忙得不亦乐乎。

诊断的结果他母亲已患了晚期肝癌，医生当面告诉她最多活不过十年。眼看着老人家泪水汩汩流出，我的脚后跟都软了，赶紧忙着安慰她，一边联系住院治疗。肝癌病人已是晚期没有医院肯收，跑断了双腿，磨破了嘴皮，才开后门住进了海军总医院。

几经周折陈国军终于到了北京。每天拍完戏我和陈国军出门去医院看望他母亲成为北影院里的一“景”。不想受人们的指指点点我们从来分开走路，一个先走一个后走免得太招眼。

由于陈国军母亲病重，他的父亲及另外几个兄弟都来到我处，又拍戏又做饭我终于病倒了。可是即便是病倒了也不敢与人去说，因为北影厂知道他们来，个别人看到我做饭，传出去已群情激奋为我“不平”。大家摩拳擦掌气愤填膺，各种话听得太多不能说完全对我没有影响。

两个月后，陈国军母亲的病稍许有些稳定。于是我们又忙着送他母亲回家，忙着从借住的已分给某导演的房子搬到属于自己的小屋。

屈指一算。我到北京工作已经有七八个年头。在这么多的岁月里我特别特别想父母亲，特别特别地想家。最特别尤其特别想把他们接到北京来。过去我没有条件，想也是白想。现在有一点可能了，于是乎我天天想。

天天想天天念天天筹划，终于这一天他们来到了我的身边。

在我头脑中一直有一个观念，没有老人没有孩子的家不成其为家。现在，我终于有一个家了。唉！多么多么地不容易啊！

日历一张张翻过，陈国军开始变得烦躁起来。一个大男人成天无所事事受人家的白眼让人看不起，使他肚子里窝火。他变得易怒、敏感、不自信。

一种潜意识使我从来不在任何场合公开承认与他的关系，借口是怕失去观众，担心爱我的观众会觉得我再没有吸引力。这个道理也说得通，况且我许多海外的电影演员朋友也这样做。

我也从不与他一起出现在任何公众场合。我自己也不明白出于什么动机。我每天拍戏，要不就出去“走穴”，来回奔忙对陈国军的刺激越来越大。他的心理逐渐失去平衡。

我们之间时常因为一些莫须有的小事发生口角以至争吵，这种争吵日益升级，使父母和我们双方都苦恼万分。我仿佛觉得过去认识的那个勤奋、朝气蓬勃、充满活力与温存的陈国军死了，不见了，身边的这个是我素不相识的陌生人。

我四处为他活动上片子找事干，可实在是不容易。无奈何我找到《垂帘听政》的导演李翰祥，求求他能否让陈国军在我与他合作拍摄的影片《西太后》(后来改名为《一代妖后》)摄制组里作副导演。

李导演立刻拒绝了我。并且让我坐下来安静一些，他整整教育了我四十分钟。他劝我不要结婚，千万不能结婚，不要把男人大当一回事。你现在一叶障目，觉得他就是你的天地，过一段时间不好了，再回过去一看，就会懊悔，发觉那人其实不值一提，心想：“咳！我当初怎么会跟他！”

李导演从来没有单独跟我说过那么多的话，像一个慈祥的叔叔，并且我相信他说的是肺腑之言。我眨着眼睛尽力去想他话里的道理。我知道他在这方面见多识广，可是我想不出什么名堂来。我只是在想着一个问题：陈国军怎么办？

心里实在是为陈国军叫屈。他真的是一个很聪明、很能干、有才华并且有抱负的人。可是没有人了解他。他看过很多书。可以说是博览群书。我也看过一些书。可是我看过一些书却人人皆知，他看过许多书却没有人相信。我认为他做演员太屈才并且也不能发挥，我觉得他应该做导演。

我跟朋友说陈国军这辈子到死做演员最多是个三流演员，每个人都同意，可是我说如果他做导演会成为一个好导演却没有人理我的茬，我的话根本没有说服力。为此时常与人翻脸磨破了我的口舌。

我跟每个人说，如果你们想对我好就去帮助陈国军，这比帮助我更有用，我会感谢你们的。可是一点作用都不起。在人们的心目中早已三人成虎，把他盖棺论定了。

我带他出去“走穴”，我让他当“穴头”，并且跟我一起二重唱。在台上他比我唱得好，并且显示出他的管理才华，可是这对电影界丝毫没有影响。

“走穴”界是另一个天地，是社会的暗流。电影界仍然对他不承认甚至抱有敌视，准确地说是蔑视。

人们听了我对陈国军的评语莫不一撇嘴唇，觉得我言过其实。他们的态度掩饰不住当然也没有掩饰，清清楚楚写在脸上。这就是陈国军的悲剧。这就是社会的悲剧。

在我和他相处的日子里，自始至终，社会和舆论没有忘记他。更没有原谅他。他为他的离婚，准确地说是为了爱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这一天我突然想到，何不现在就做导演？对，拍一个好电影让大家看看！我把这个主意给陈国军一说，他马上就同意了，长时期窝在屋里他早已没有了自己的主张。我知道他能作导演，他也相信自己能作导演，这一点没有什么疑问。我马上提出我喜欢的一个剧本《无情的情人》，建议我们就拍这部影片作为开头。

我来主演。肯定有票房！我马上去找钱。陈国军立即着手准备，新的马拉松又开始了。当然，我自己还有一大堆事要干。不管它，先把所有的事放在一边，只为这一件事努力。

我碰到人就说这件事，碰到人就说投资的事，所有的话都重复了上百遍，倾注了我全部的热情。在香港、在上海、在广州、在深圳、在新加坡……

那时，我作为第一个被海外观众所认识并接受的大陆演员，在大陆以外的地区十分红火。我的朋友说我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只要我出外访问总是受到最隆重的接待，我可以在前面买东西后面有的是人为我付帐，我出去时两手空空，回来时二十几个大皮箱。

于是我时常出现一个怪现象：身上穿着名牌时装，貂皮大衣，挎着名贵手袋，却囊空如洗，兜里甚至没有“打的”的钱。

从来不趋炎附势不惧权贵的我，开始一看见谁像是有钱人，就马上笑容可掬地问他愿不愿意为我的影片投资，条件是陈国军作导演。我的条件和我一根筋似地执著，不知吓退了多少对我有爱慕之心的人。

时常是那些追求者开着车陪我逛马路，为我付钱买东西，送我到我要去的地方，我却在车上大谈特谈陈国军以及陈国军要拍的电影，为陈国军买东西让那些追求者付帐，伤透了他们的心。

直到最后我碰到了蛇口招商局董事长袁庚。在香港新华社举行的一个酒会上，有人把我介绍给他。

他个子很高，像一座山。我仰脸看着他，脖子有些发酸。见面的第一句话我就问他愿不愿意为我的影片投资？他第一句话就说：“可以，在五百万以内。”我一下子跳了起来：“我只要一百五十万！”踮起脚尖举起手我与他拉了勾，表示这件事已一言为定。

我不敢松懈，继续联络。我联络了香港南方影业公司的总经理许敦乐，珠江电影制片公司的总经理孙长城，还有深圳蛇口都乐影视公司的董事长、我所敬重的电影界老前辈黄宗英。他们都表示要支持我。一个月后，我作独立制片人拍摄影片《无情的情人》的合约书，在深圳蛇口签定。这件事初战告捷。

十年以后有朋友说：“哇，晓庆，原来解放后第一个做独立制片人的是你！”我马上制止他，我根本不想当什么独立制片人，甚至我都不想主演这部影片。我只是为了做成这件事。只是为了陈国军作导演。别说做这么点小事，我当时的心情简直恨不得哪怕是用我过去所有的辉煌来换取陈国军的成功都是愿意的！

可以这么说，《无情的情人》这部影片是我一生所拍影片中最艰苦的一部。它的艰苦程度超过我拍所有其他影片的总和。

也可以这么说，做《无情的情人》的制片人，使我在经营、管理、与人相处、协调各个不同部门，保证拍摄正常运转，独立承受资金风险及保证投资的回收等各方面得到了极大的锻炼，是日后我办企业当老板的第一所也是最有效的实践大学。

但在当时，我根本不可能意识到这些。在这次的台球桌上，我要打的是另一只球。一个人假设他经历了一桩重大的事件，克服了一个巨大的困难，他就会在心理上思想上成熟许多。

《无情的情人》影片从开始设想到最后枪毙不让放映，我自己经历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我好比是当年孙悟空被太上老君扔进炼丹炉，多酷烤一天便多凝炼一层，直到最后成了钢筋铁骨，火眼金睛。

我曾经很爱掉眼泪。在小的时候屁大一点事情便眼泪汪汪。待积少成多后再眯缝着眼睛一眨，大颗大颗的泪珠就像珍珠断了线滚落下来，惹得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怜爱不已。

后来大了一些偶尔掉眼泪，在恰当的时候恰当的场合也能起到惊人的效果。再后来随着环境的改变，眼泪只得越来越“内向”，越来越吝啬，不说眼泪往肚里流，至少已是“女儿有泪不轻弹了”。

现在一天之内我由被人宠惯了的明星摇身一变为独立制片人，成了大家的阿姨、领导、中心、决策者，可以说再也没有掉眼泪的资格了。

不是说你不能掉眼泪，法律也没有禁止你，可是掉眼泪没有一点用处这是肯定的。相反会让别人笑话，使周围的人对跟你干事、受你领导没有信心。你得在任何情况下保持乐观主义的风格去鼓动别人、激励周围。

《无情的情人》是徐怀中在一九五七年创作的剧本。一九五九年发表在北影刊物《电影创作》上，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许多导演都想拍摄它。

十年以前，北影导演李文化曾组织过摄制组要拍摄这部影片，由我和张连文担纲主演，分镜头剧本都写好了，又不知为了什么下马了。正是那时使我得以知道这个剧本，并且喜欢上了这个剧本。

这个剧本是个敏感的题材，回想起来，当初选这个剧本作为陈国军导演的第一部影片是有些轻率、盲动了。

在热血冲昏了头脑的当时，我们想不到这么多，年轻的我仍然存在着几分纯真的心理。艺术至上的观点一直占了主流，我相信人定胜天，事在人为。

我不可能认识到在中国做任何事都不能脱离政治，你想远离它，它会来找你，这是我后来得知的血的教训，可是一切已经晚了。我已经交付了昂贵的学费。

不过，我还是明白事情得悄悄地进行。如果还没拍好就闹得满城风雨，那么这部影片就肯定拍不成了。首先得让它成活。我们找到了剧本的编剧徐怀中，很顺利地得到了他的支持。

然后开始改编剧本。改掉原剧本中敏感的部分，使它变成一个简单的、家族复仇的题材。这当然非常非常可惜，可是没有办法。

陈国军开始发挥他的才华。他把剧本改得很精彩并且惊心动魄。我忙着组建摄制组，做好后勤工作。

摄制组的班子来自五湖四海，也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北影厂各个车间。在当时的中国电影厂中北影是当然的“老大”，厂里的职工都是全国各地抽来的精华。谁都知道，在北影当导演是最不容易的。

别说是第一部上戏的小导演，就是凌子风、谢铁骊、张水华这样的大导演，对摄影、美术、道具、服装各部门都得客客气气、商商量量，绝不能颐指气使。据说，北影一位女导演第一次拍戏，师傅们都不听她的，动不动就给她脸子瞧使拍摄困难重重，最后这位女导演当众大哭，一边哭一边说：“我干什么要来当这个导演！”

陈国军当导演就更不消说。他来自长影，又是年轻人，可以说没有丝毫的基础，虽然大家看在我的面子上与他在一起合作，可是骨子里不可能服气。组里的进展及安定团结全靠我一个人来维持。

只要陈国军讲话有一丁点不准确就有人当场顶撞他，每到此时总是我堆满了笑容藏起我的“骄娇”二气出来打圆场。差不多每次总是以陈国军的忍让为结束，我开始体会到作导演其实很可怜。

为了联络感情我用宝贵的“日理万机”时间来陪师傅们打麻将，连撒娇带哄十八般武艺用上拖着摄制组转动。

往日心高气做、咄咄逼人的刘晓庆无影无踪。不消说我从心里感谢大家能够来帮陈国军的忙。在电影界多年我从来没有因为电影拿到过一分钱的报酬，由于对这一点深恶痛绝，我决定改革，在组里实行片酬制。

我自行拟定合同，条款全是自己心想而成。合同里写上报酬多少，补助多少，工作多少天以及惩罚条例等等。我知道这种做法在中国电影界还是第一次，于是在合同里写上要严格保密，并要求每人签字，我签字，盖上摄制组的章，再妥善保存。

可是事实证明我这样做似乎早了些。我没有想到中国还不具备这样的环境、气候、土壤，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电影人还没有这样做的心理准备。

我们的外景地是在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区。那是一个边远的少数民族集居地。我在音乐学院的同班同学有许多都分配在这里的州文工团。

这里是高原，开水只能到六十度，米饭也煮不熟，高山反应是很厉害的。在我们刚翻过雀儿山进入阿坝州时，停车下来活动活动双腿，当场就有好几个人由于缺氧昏倒了。

平日在其他摄制组里发生这样的事，最多我只是看看热闹问候一下以示关心就可以了，现在发生这些事情全得我一个人忙前忙后来回张罗。我只有一边张着大嘴哈气，一边下达命令，像一条挣扎在河滩上干渴的鱼。

过去是一切事情别人都替我安排好，现在是一切事情我替别人安排好，全部的秩序都倒过来了。

第一次拍电影给酬劳使大家觉得有了摇钱树。有钱赚不赚白不赚，当然是多多益善。过去是由国家控制反正没钱，现在是由我个人管理不能让钱都进了我自己的腰包。人们完全不能理解我恨不得掏出自己的钱来拍片的心清。事实上我从头到尾没有拿过一分钱酬劳，可是没有人相信。私欲和贪婪像决了堤的洪水开始泛滥。

组里三天两头罢工。不是说饮食不好，就是要求增加误餐补助。无奈何只有安排每隔三天全组大吃一顿，每天除了合同规定的酬劳外夜餐再加钱。

就这样还是不行，于是每月再增发奖金五十元。过几天又喊奖金太少。每天组里又发罐头。罐头从每人一听增加到每人三听，仍然有人叫“这种饮食只是维持生命而已”。

情急之下我个人花钱拉了一头羊来，剥了皮烧好了请大家吃烤全羊。吃过之后仍然快快懒懒地不想干活，每天拍着大家哄着大家惨淡尽了我的花容。

这一天拍夜景。从下午起我就开始化装。头上的一百多根小辫子费去三个化装师足足四个小时，化装完后立即站起身叫大家出发，请大家出发。颠颠簸簸到了外景场地，刚刚顶着寒风拍了两三个镜头突然全部停电关灯。

“怎么啦？”从戏的情景里跳出来，我问。“不知道。据说是今天晚饭吃得不好。”有人回答。“怎么不好？”没有人应声。只好黑灯瞎火全组往回撤，我感到太阳穴有一颗心在“嗵嗵”地跳，全身所有的血都聚集在头顶上。我终于忍无可忍了。

第二天，我给一批人员算了帐，硬着心肠打发他们回家。一下子组里安静了好多。

好景不长。过了几天，故伎又开始重演。又三天两头地不舒服，磨洋工。我又开始涨工资，求着大家拍。刚好了一段，又开始罢工，从小罢工到大罢工，最后是男主演带着大家罢工。

拍摄工作根本无法顺利进行，我不知道怎么才能使大家舒服。拍摄已失去了艺术创作的全部意义。

我的坚强个性开始抬头。没有人能使我屈服。他们不大了解我从来就是个吃软不吃硬的家伙。

我又第二次大动干戈。我换了男主演以及摄影师还有大大小小七个主要创作人员。这意味着我们已经拍摄的一百多个镜头要全部作废，也意味着全组人员近两个月的辛劳付之东流。可是当时我连“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心都有。

我打发他们回家，我们所住的院子里乱成一团。要走的几个人在外面大声叫骂，我屏息静气坐在屋子当中。全组的人都发现我原来如此地“心狠手辣”，有人背后骂我是“暴君”，是“西太后”，说我“走马灯似地换人叫大家寒心”，可是我不再在乎。我开始真正理解西太后当年杀八大臣杀端王杀肃顺是那么迫不得已，如果我现在再演慈禧肯定会“入木三分”。

我不再跟大家嬉皮笑脸。我开始变成一个铁女人。这件事以后，大家噤若寒蝉。全组静静地蹲在海拔三千多公尺的青藏高原，等着我们重新选演员，重新组班子，等着新班子到来的一天再重整旗鼓另开张。

此时我们送到香港去洗印的第一批样片几经周折历时将近一月到了珠影厂。在我们发去长长的实际上是一篇文章的电报到达珠影时，老板们对样片的意见也被邮递员送到了我们手中。争先恐后传阅电报的我们，犹如万丈冰水从头泼到脚。全篇电报都是样片的不足：焦点虚，曝光不准确，人物不突出……

这个重重的打击使我站立不稳，摇摇晃晃，我觉得快要倒下了。撑起自己的躯壳，我春风满面地对大家说：“没关系！主演、摄影我们都换了！我们重新开始！新的主演、摄影马上就来了！”

新的主演、摄影在哪里呢？根本八字还没有一撇。我们每天在几乎与世隔绝的阿坝邮电局的电话间里扯着喉咙大喊大叫，终于在近一个月后的一天，把新的主演和新的摄影喊叫到了阿坝州。

陈国军整天埋头于创作。跑牧区，去藏民家，选外景，体验生活。强烈的高原紫外线使他成了一个纯粹的“煤球”。我承认我曾为他铺平道路，可是我从没有参与过艺术创作。我根本没有精力，也完全没有时间去管艺术，杂七杂八的烦心事已大大超过我的负荷了。

可是几个月后在北京影协放映间，在看完影片后的座谈会上，人们就是不相信这一切。大家硬说这是我的作品，把好的归功于我，把坏的归咎于陈国军，完全彻底地和我们拍这部影片的初衷背道而驰。

陈国军继续面临着严重的挑战。组里的人不相信他的能力，也不相信我的介绍，在现场常常不服从他的指挥。而我们现在毕竟还看不到完成片，镜头毕竟是一个一个地拍出来的，无法感觉到导演的才华。

摄制组根本不存在什么“导演中心论”。每一个人都是中心，时常在现场吵得一塌糊涂。烦躁不堪的陈国军找不着人出气，只有把我大骂一通。

为了支持他的工作，为了维护他的威信，我一直隐着，忍着。可是这种当众对我大发雷霆逐渐频繁，逐步升级，以至于有一天为了请求他不要再当众发脾气，我整整哭了七个小时。我一生当中只有两次这样长时间地哭过：一次是在阿坝，还有一次是我与陈国军离婚。我唯愿在今后再不会有这样的哭泣。

在哭过七小时之后的第二天，双眼肿得像水蜜桃，用热毛巾狠狠敷了一阵，然后继续拍戏，可是陈国军没过十分钟又为一件小事当着全组对我破口大骂，伤透了我的心。尽管我一再告诉自己，要原谅他处境不顺利，心情不好，不对我发脾气还能对谁发脾气？尽管在后来全组都了解了他的才华，也开始对他信服了，可是我们之间已经有了深深的、不能弥补的裂痕。

摄制进度不管怎么说在阿坝州拖着拽着倒是一直在向前爬行。阿坝州气候一天十八变，弄得我们速度是慢得不能再慢了。看着蓝天白云，宽阔的草原开满了野花，我们架好了机器，打好了灯光，突然来一场瓢泼大雨。瓢泼大雨过后又是雷电交加，雷电交加之后往往天空出现彩虹。眼看着彩虹一节一节地消失，再接着下冰雹。天气变化之迅速无穷使我觉得最难的工作就是阿坝州的气象员。

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世界上最难的工作是我正在做的工作。摄制组刚刚有一点走入正轨，香港方面突然停止了给我们的投资。大概是看我们总是出故障，锣齐鼓不齐，一夜之间对影片丧失了信心。摄制组困在藏族地区的高山上弹尽粮绝。没有钱借钱，再不就欠钱，每天向香港要钱，打电话把电话机都快打烂了。电报发得之多之长足以装订成一本小说。尽管拍摄进度每天似蜗牛，但凡事总有尽头，磨来蹭去我们终于到了停机的一天。

但是，我们在当地负债累累，根本就不敢离开阿坝，全组在等着香港方面寄钱来。

所有的人都在煎熬。这种煎熬是最难以忍受的。就像小时候游泳，计划要游到对岸，匀着力气向前游，估摸着到岸了，于是手往前一伸，等扑了个空时再抬头一看，离岸还远着呢，突然之间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再也游不动了，我们的情形就是这样。

没有钱吃停机饭，我根本没脸好意思与大家庆祝我们外景拍摄工作的结束。我每天躲躲藏藏夹着尾巴做人，我内外交困。

好像过去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是哪一天？真是记不清了。管它哪一天，总而言之我们终于得到了答复，几位老板从其他地方调了款给我们，电报收到了，可是钱还在路上。我决定大队立即出发，把制片主任留下来当人质。所有人立即风卷残云收拾行李，一个个跳上车，如同国民党军队撤退，虽然匆忙杂乱，但仍然浩浩荡荡地离开了阿坝藏族自治区。

紧接着又是拍内景，同时后期制作剪辑、混录，由于倾心投入，着急上火，陈国军的眼睛开始出血。如同再深重的苦难也会有结果一样，影片终告全部完成。

在珠江电影制片公司试映的那一天，全厂座无虚席，影片放完后全场震动不已。珠影人人都欢腾鼓舞，我们更是欣喜若狂。公司副总经理王进说：“明年的‘百花奖’最佳故事片肯定是咱们的了！”

风尘仆仆赶到北京，将影片送交上级部门审查。那种心情无异于一群老农民，披星戴月，餐风宿露，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辛苦备尝地种出了一个大南瓜，喜不自胜却又提心吊胆地给不种南瓜专门吃南瓜的人品尝评价。

我简直不能在放映间里陪同看影片到最后。那种情形太像囚犯等待宣判。我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就系于这两个小时之间，我已缓不过气仿佛要虚脱。勉强看看陈国军和摄影师李月斌，跟我差不多。陈国军看我一眼强自镇定，李月斌脸色苍白，他的妻子一直握住他的手在安慰他。

影片结束。放映间里立刻灯火通明。宣判的时刻到来了。为此想到我一定能演好一个囚犯，因为我自认已经历过这种时刻。

“影片不错。”领导慢吞吞地说。我们不敢松气，等着下文。

“外国人会喜欢。”领导接着说，“可是外国人喜欢不一定是好事。

我的头开始眩晕，他的声音开始变远。“这部影片国外就不要放了。在国内放一放吧。”判决结果出来了。

说什么也没有用了。回到家里，我吃不下饭也睡不着觉。等缓过神来后一想，国外不放就不放吧，先在国内打响了也好。于是振作精神赶紧一边印拷贝，一边去各单位放影片答谢，再请专家看，提意见。

专家们对这部影片反映不错，说了许多赞誉之词。可是差不多每个人都冲着我说，好像我是影片的导演，尽管陈国军在场并且坐在当中。这一点令我很不舒服。

忍不住只有亲自杀出来，我开始介绍导演的刻苦以及他怎么创作等等，可是不大管用。人们改变了方式，在谈话的开头对着他，可是说着说着又冲着我。我看出来，在他们心目中已经认定这部影片是我的作品，陈国军只是傀儡。

我十分沮丧。没想到我帮忙帮忙帮了倒忙。这个时候，我得到电影局的通知，夏衍要跟我谈话。

夏衍是电影界的元老，是资格最老、成就最大的艺术家，对我来说，是我的老老前辈了。他以爱才出名，一直关心我扶持我。他看完影片《原野》后说：“刘晓庆演得很好，‘金鸡奖’评选我首先要投她一票！”可是不久《原野》这部影片就禁演了。《我的路》发表后，全国上下众说纷坛，夏老说：“中国作家协会又要有一个新会员了。”几年以后，我因为《我的路》、《我这八年》两本书成了中国作家协会的新会员。再后来我要拍摄影片《红楼梦》时，已经九旬高龄的夏老专门找我谈话，可以说，我是电影界夏老最关心、最特别扶持的演员。

此次夏老找我，有什么事？我立即赶到电影局。那一天大雪纷飞。夏老这么大冷天还出来，真是不好意思。正在想着夏老被人扶着已经进了门口。

“《无情的情人》这部影片拍得不错。”夏老一坐下就说。我心里泛起一阵喜悦。得到老老前辈的夸奖，我知道是很不容易的。“可是这部影片不能放映了。”夏老说。

“为什么？”我不顾体统，立刻从椅上跳了起来。

“坐下坐下。影片牵涉到少数民族的某些民情风俗问题。有关部门专门请我来做做工作。我在大雪天出门找你，就是怕你想不通。

我当然想不通。我不可能想得通。我绝对不会明白一部电影怎么会对一个国家有那么重大的影响。我开始喋喋不休地对夏老说，您知道吗现在电影院场场爆满。您知道吗观众反映是多么强烈。您知道不知道这是自《农奴》以后第一部描写藏族同时又拍得那么美叫观众喜欢认可的片子……

可是一切已成定局。全国各地的电影公司都收到了通知，《无情的情人》即日停映，拷贝全部回收。

将近二百个《无情的情人》影片拷贝直到我写本书的这一分钟还静静地躺在仓库里，一百五十万人民币就这样被泡了汤。

《无情的情人》这部影片就像一个新生儿，母亲十月怀胎又碰到难产九死一生刚来到这个世界，活蹦乱跳充满了生命力，可是还没有等人看清楚它长得什么模样就夭折了。

我是一个倒霉蛋。在我的电影生涯中，倒霉的事情层出不穷，实在可以称为是电影界之“最”。

我参加拍摄并主演的电影枪毙过的就有三部，无数的影片不能参加评奖于是也就没有得奖的资格：《原野》被禁演了八年；《无情的情人》被枪毙了；《芙蓉镇》在拍完一年之后才公映；与台湾合作的电视剧《风华绝代》也被台湾新闻局判了死刑……就连我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南海长城》也只是在当时全国为数甚少的电视机里面放映过一次。

另外，我主演的影片《神秘的大佛》不能参加评奖；《潜网》不能参加评奖；《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不能参加评奖；《一代妖后》不能参加评奖；《大太监李莲英》不能参加评奖……还有，我写的《我的路》受批判；连我主持的电视节目《世界电影之林》也受批判……

只有一个妹妹就结一次婚，大年三十新郎官还被错抓到公安局……

就连北影剧团一次去工厂慰问，前后的节目都好好的，演到我的节目就停电，有人说我是“喝凉水都塞牙”。

《无情的情人》夭折以后，我们像霜打了的庄稼，成天蔫蔫地抬不起头来。好在影片已经卖给中影公司，在投资成本回笼之后还赚了一点钱，总算对得起投资方。只是我们一年的辛苦全白费了。一切又回到原处。《无情的情人》这部影片从开始拍摄到最后夭折，就像是一潭死水扔进了一颗石子，尽管泛起过层层涟漪甚至还有过小小浪花，可是当一切过后又风平浪静，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也就像那黑沉沉的天空划过了一道闪电，尽管它曾照亮过一瞬，可是转眼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天空仍然是原来的天空。

陈国军仍然无所事事。我照旧片约不断。

时不时地有人来检查我是否与陈国军同居。我母亲从未经历过这些事，一直暗地里为我担心，总是催我结婚。可是我不想结婚。我当然不能告诉母亲我们之间已有了裂痕。

此时上影厂谢晋导演在筹拍上下集影片《芙蓉镇》，北影厂导演谢铁骊在筹拍六部八集影片《红楼梦》。谢晋和谢铁骊都是卓有成就的大导演，一个在南一个在北雄踞中国影坛，电影圈里称他们为“南谢北谢”。

这一年“南谢北谢”同时请我。谢晋邀请我扮演《芙蓉镇》的女主角胡玉音，谢铁骊邀请我演大观园里的二奶奶王熙凤。两位都是好导演，这一点不用多说，两个角色从内心来讲我喜欢胡玉音。

《芙蓉镇》这部影片过去广西厂长影厂包括北影厂都曾经要拍，几个导演“英雄所见略同”，全是请我扮演女主角。这一次谢晋导演也来请我，我心里早已认定这个角色非我莫属，越看小说越觉得这个角色就是为我而写的。

王熙凤过去已有别人演过，刚刚拍完的长篇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也即将放映，并且他们都演得不错，再演一次我没有什么新鲜感了。这个人物既难演又不讨好，三年的时间花在《红楼梦》当中，太长太长了，不值得。

连续拒绝了几次，北影动用了老厂长汪洋。此时，汪洋厂长已因为中央“一刀切”的政策而离休，厂里已换了新的厂长。了解我为人重感情的个性，北影请汪洋厂长出山来说服我。

几次亲临我家仍然没有回音，汪洋厂长急得高血压都犯了。心一软我灵机一动，提出除非把陈国军调到北京作为交换条件才肯扮演王熙凤。

第二天厂领导就同意了我的条件，于是我也立即去《红楼梦》组报了到，同时北影也同意把我出借给上影主演《芙蓉镇》，我也开始了拍摄前的案头工作。

我很高兴。陈国军的调动总算解决有望了。一年多以来，陈国军一直没有回过长春。回去也没法呆。能调到北影当然是喜出望外。尤其是当我向厂领导提出希望陈国军调到导演室也得到同意的时候，第一次像大热天吃了冰棍那样舒服。

几天以后，人事部门来了电话，要了解我与陈国军的关系。我厚着脸皮说是夫妻关系。电话挂了。过了几天又来了电话，说是要看我们的结婚证，让我尽快把结婚证送到人事处。

这下子卡了壳了。一直以来陈国军都在向我提出结婚的问题，我推三推四没有正面答复，父母亲暗地里催过多次我也迟迟不表态。现在厂里要看结婚证，如果没有结婚证他们肯定不调陈国军到北影，此事叫我费尽了踌躇。

全家都给我施加压力。我的思想在激烈地斗争。我不想结婚。结过一次婚，离过一次婚，心已经伤透了。婚姻只是一张纸，它说明不了什么。

可是面临到陈国军的调动问题……这是他一生中的大事。想起他为了离婚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为了爱我不惜牺牲一切……难道我连这点事都不能回报他么？

抬起头来，我开玩笑地说：“结婚可以。但有三个条件。”

陈国军说：“你说吧！”

“第一，不要跟我发脾气。”

“可以。”

“第二，如果有一天我提出离婚你要同意，不要设置障碍。”我接着说。

“当然可以。”陈国军答应着。

“第三，谁挣的钱归谁所有，离婚时不能为钱发生争执。”

“我都同意。”陈国军十分爽快。

还没有结婚便谈离婚，未免有些不吉利。况且谈的全是钱什么的事，虽然是开玩笑，我心里觉得自己似乎有些卑鄙，多多少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尤其是陈国军毫不迟疑地满口答应更对比得我心地太肮脏、太不纯洁了。尽管在两年以后我为当时没有把这些协定写下来而懊悔不已，尽管一切均被我开玩笑却不幸而言中，可在当时，我刚刚说完这些话后便脸红耳赤，同时感到深深的内疚。

虽然离婚需要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结婚却只需要十分钟。当天下午，不到十分钟我们便领出了结婚证，晚上在一个小饭庄请了不到五个亲朋好友，一辈子的大事就这样了结了。无论我心里怎么想，事实上形式上我都已经是陈国军的老婆了。

我当然不会想到为了解除这个不到十分钟就缔结的婚约花了整整四年多的时间。我当然更不会预料到为了两张薄薄的纸片会掀起惊涛骇浪。人要是能预计到将来就好了。可是生活不会倒转。我又一次为自己的仓促、草率付出了昂贵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