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返乡潮，政府做好准备了吗

    根据近日《每日经济新闻》的报道，“孔雀东南飞”一语所描述的中国劳动力候鸟式迁徙，似乎也受到了当前最恶劣经济气候金融风暴的冲击——民工返乡潮提前拉开序幕，有关部门已于本月初派出调研组，分赴四川、湖南、江西、浙江、广东与江苏等劳务输出或输入大省，对金融危机下的就业形势进行一次大摸底。报道称据广州火车站提供的最新数据，今年10月11日至27日，广州站共发送旅客117.4万人，同比增长了12.9万人，其中很大一部分增量就来自返乡民工。这一数据表明，以往在临近春节时才会掀起的民工返乡潮极可能已经提前拉开序幕。

    农民工返乡，有多方面原因。一是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后，对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进口减少，出口生产企业订单减少，企业遭遇困难，不得不裁减用工，其中大部分是农民工。由于城市生活费用较高，被解雇的农民工选择返乡。二是国家最近陆续出台的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如新的粮食收购政策的出台以及新的土地政策，对农民返乡具有吸引力。最近中央电视台报道，随着国家新的粮食收购政策的出台，粮食主产区农产品价格应声上涨。报道称，受国家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的影响，最近两个星期，大连商品交易所的大豆、豆粕、豆油、玉米等农产品期货价格全线上涨。这正好使返乡的农民工看到了希望。三是农民进城打工一般是成群一起出来，当一部分人结队返乡后，其他农民工也会返乡。

    可以预计，未来返乡的农民工还会增加。农民工返乡不是坏事，政府应顺其自然。

    从理论上看，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流动是正常的事。农民工返乡与农民工进城一样是市场选择的结果，是中国“三农”政策发挥作用的重要体现。

    最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出台了《关于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工作的指导意见》，意见指出，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就业形势依然严峻，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有利于发挥创业的就业倍增效应，对缓解就业压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农民工返乡对于减轻城市就业压力，缓解城市就业和其他社会矛盾是有利的。提高城市化水平有一个重要前提，即城市要有能力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城市要为农民进城创造就业机会，城市要为农民提供一定社会保障，城市要能解决农民工子弟上学等实际生活需要。如果大量农民进城找不到工作，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历史上曾有过这方面的教训。英国在工业革命初期，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很多的失地农民在城市中没有找到工作，因为城市没有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城市没有准备好。结果，这些农民成为城市“游民”的主体，城市不堪重负。有人说当时伦敦的游民占全市总人口的25%，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所以，不能盲目追求城市化水平的提高。

    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中国生产出口产品的企业是个考验，对中国的就业形势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对此，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中国拉动内需是正确的选择，也是必然的选择。农民返乡从事农业生产，不正是顺应了政府拉动内需并缓解就业压力的愿望吗？此外，农民返乡从事农业生产，可以增加中国粮食储备，增强中国在粮食方面抵御风险的能力。

    逐步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吸引农民工返乡种粮，对于提高农业劳动率水平，发展农业生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有帮助的。农民工经过城市工作与生活的“洗礼”，获得了现代社会的理念，感受到了现代生活的方式，学到了一定的市场经济经营管理经验，他们返乡后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把这些东西融入到农业生产活动中。

    现在要问的是，农民返乡，政府做好准备了吗？

    首先，政府应高度关注农民返乡的动向，掌握农民返乡的规模和速度，应在思想上认识到在近期以及更长的时期内，农民返乡的数量会增加。其次，应毫不动摇地继续支持农业生产，继续出台一系列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政策，不断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返乡的农民有事可做。再次，应继续加大对农业生产基础设施的投入，加强对农民生产技能的培训，普及农业生产科学知识。最后，应改善农民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逐步改善农民生活和社会保障条件等。

     当初面对大洋彼岸的金融海啸，我们几乎是在迫不及待地追问，它将怎样影响中国的经济以及老百姓的生活。时间并不长久，后果已经初现。近期以来，关于沿海地区出现农民工返乡潮的报道日渐密集起来。

    不过，对于农民工返乡是停留在现象层面，抑或业已形成风潮，也还存在不同的判断。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目前，经济形势的变化尚未对我国就业、社会保障和劳动关系带来明显影响。针对当前不少人对珠三角、长三角地区部分企业出现倒闭裁员、民工返乡现象的忧虑，尹蔚民认为，企业倒闭裁员并不是民工返乡唯一的主要的因素，“像珠海、东莞并没出现大量农民工返乡的情况”。6日，深圳媒体亦称该市未出现因企业倒闭、员工失业而引发的农民工集体返乡潮。

    人们当然更倾向于认同权威部门对农民工就业状况的判断，然而媒体关于农民工返乡潮报道的用意也不过是提示政府和社会，应当对经济下行趋势中农民工的失业问题引起关注。农民工返乡潮(或者仅仅是局部现象)所包含的信号意义不容忽视，它揭示了出口导向型企业的减产或破产已是现实，并表明农民收入增长的步伐将因务工收入的锐减而受到影响。此外，农民工的大量返乡将对内地城镇原本脆弱的就业平衡造成一定冲击，争抢饭碗的问题会因此产生。更为关键的是，这一现象表明宏观经济的波动必然会对就业形势产生影响，呵护民生之本的举措应当尽快提上日程。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此前公布的数据，今年1至9月全国累计实现城镇新增就业人员936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94%，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0%。从这组数据来看，让人闻之色变的全球金融风暴以及世界性经济下滑似乎并没有对我国就业形势产生影响。但是，在数据与结论之间尚有两个不能忽略的问题。一方面，宏观经济形势对就业的影响有一定的滞后时间差，从1至9月就业数据中不能得出没有影响的结论。另一方面，由于存在已久的统计口径问题，现有就业数据并不能全面反映全民就业状况，所谓城镇登记失业率不可能反映农民工失业返乡的情况。

    中国经济增速的减缓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经济下行的后果肯定会传导到就业方面来。人保部官员在相关专访中也表示要关注三个不利迹象，即经济增速趋缓、中小企业经营困难和出口减速对就业的影响。就业是民生之本，经济减速拖累就业势必加剧民生之痛。以政府之手及时因应，将失业的痛感化解释放，这是当下应有的选择。尽管保增长已是明确的目标，而且一定的增长与就业之间存在着正相关，但是更明确地提出并落实保就业，依然殊为必要。同样的政府资金，投入劳动密集型企业还是其他企业，对增长的贡献可能是相同的，但对就业的贡献却并不一样。

    政策的抉择尚且存在着迟疑，甚至可能面临着惶惑。比如如何对待劳动密集型企业的问题，因为它不能代表产业升级的方向，一度被列为需要淘汰的对象。这一次经济下行的周期，因而被有的经济学家看作完成产业升级的良机。事实上，产业升级乃至经济转型确实必要，但突如其来的全球性衰退打乱了这一进程。眼下，是考虑民众冷暖重提就业优先，还是坚决推动产业淘汰，这需要思量。经济的发展最终是为了提升国民的福祉，经济越是困难时越应考虑民生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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