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主之死——一千五百年前的一起性犯罪与家庭暴力事件之二
谋反犯？杀人犯？
事发之后，公主重伤，刘辉本人畏罪潜逃，他的两个小情妇“容儿”“慧儿”及其兄长被捕入狱。
灵太后大怒，随即发布特A级通缉令，悬赏捉拿刘辉，并把奖励额度和捉拿谋反大罪等同。
受影视作品影响，在今天人的印象里，古人的法制往往简单。大老爷审案无非用刑和画押两步，随之要么秋后问斩，要么刀下留人。而伤害皇家公主，不用问，死路一条，闹不好满门抄斩，诛灭九族。这样的惯常思维实在是有问题的。中国传统的法制思想源远流长，从汉代开始就已经明文规定，审判一个人的罪行应该考虑他犯罪时的动机，过失还是故意，要区别对待。法律条文也自成体系，受儒家伦理影响，力图兼顾情、理、法，环环相扣，既有原则性，又有一定的灵活性。
随着刘辉“殴主伤胎”案的明朗，关于如何审判并惩处刘辉、“容儿”“慧儿”以及她们的兄长，北魏朝廷陷入了一场激烈的论辩。论辩的双方，一方是有法律世家背景，主张以儒家伦理为审判依据的汉人和汉化官僚集团，另一方是维护皇权、保护公主、紧跟太后的门下省官员，当然，背后是灵太后的意志。
门下省官员上奏，刘辉和“容儿”“慧儿”都应该判处死刑，而两个女人的兄长明知奸情却不加防范，应该流放到敦煌去当兵。皇帝下诏（当然是灵太后的意思），批准门下省的意见，只是把两个女人的死刑改判为“髡鞭付宫”（“髡”读“昆”），也就是剃掉她们的头发，鞭打一顿之后送进宫里当奴婢。
有人会说，剃头发有什么了不起？反正还能长出来。但在古人看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至始也”（《孝经》），《千字文》里也有一句话，“盖此身发，四大五常，恭惟鞠养，岂敢毁伤”，表达了同一个意思，我们这个身体不是我们自己的，而是上天和父母借给我们的，是我们的灵魂借来居住的房子，以后都要还。我们对自己的身体，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借来的东西一定要好好保养，哪怕是头发，都不能有损伤，这是考验你孝不孝的一部分。所以“髡刑”，剃掉人的头发，也是一种严厉的刑罚。而成为奴婢，也就意味着脱离了平民身份，丧失了自由。
也许是同为女人的缘故，也许是灵太后本人从史书记载来看就是个风流种子，两个可怜的女人得以减刑，但是死罪可免，活罪难饶。
按常理，最高领袖发了话，就该定案了，可没想到这件事立即引起了朝臣的反弹，头一个站出来说话的是尚书三公郎中崔纂，他对判决结果表示全盘反对。他的意见包括四个方面：对刘辉，对两个女人，对两个女人的兄长，以及对官僚体系各部门职责权限的维护。
这是一段比较精彩的论辩，收入《魏书》第一百一十一卷《刑罚》，也被作为中国古代法理分析的经典篇章，收入宋人编的《册府元龟》第六百一十五卷《刑法部·议谳》（“谳”读“燕”）
崔纂首先质疑了对刘辉的悬赏额度，认为用最严厉的通缉谋反犯人的悬赏实在不合适。事情该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刘辉确实可恶，但也确实没有造反。崔纂委婉的提出，法律应该具有严肃性，“不为喜怒增减，不由亲疏改易”，他试图说服皇帝（太后），不论多痛恨刘辉，也不管多心疼公主，刘辉的犯罪事实其实是清楚的，那就是杀害自己尚未出世的孩子，也只是杀害自己尚未出世的孩子。这当然也很严重，但罪不及死。
崔纂引用北魏朝廷的《斗律》：“祖父母、父母忿怒，以兵刃杀子孙者五岁刑，殴杀者四岁刑，若心有爱憎而故杀者，各加一等。”也就是说，假如父母教训孩子的时候，手底下没掌握好轻重，不小心出了人命，那就应该判四到五年徒刑。如果是故意下死手，那也只不过罪加一等，还是徒刑，这都是法律有明文规定的。虽然公主下嫁刘辉，身份尊贵非一般女性可比，但毕竟已经是刘辉的女人了，怀的孩子也不好说不是刘辉的骨肉。既然是刘辉的骨肉，那他犯的就是堕杀亲子之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法有明文，也就不好要他的命了。
再看看对张容妃和陈慧猛两个女人的判决，也有很大问题。当初门下省的报告怎么讲的？“容妃、慧猛与辉私奸，两情耽惑，令辉挟忿，殴主伤胎。虽律无正条，罪合极法，并处入死。”这意思是说，坏事儿就坏在这两个小妖精身上了，她们跟刘辉勾勾搭搭，让刘辉脑里有了邪念，心里起了邪火，酿成惨案。虽然法律没有现成的条款能套用得上，但看她俩罪大恶极的样子，判死罪、用极刑，一点儿也不过分。
崔纂说幸亏皇上太后圣明，没有这样做，减了她们的刑，救了她们的命，但说实在话，“髡鞭付宫”这样的判决还是重了。他引用北魏永平四年（公元五一一年）的一个规定，一件案子只要牵涉到死刑或者流放这样的严重判决，就必须先定主犯的罪，再来处置从犯，所谓“因本以求支”。现在这件案子，主犯刘辉还在逃，那么其他嫌疑人就理应暂时搁置，待刘辉归案再来处理，哪有舍本逐末不问主犯先收拾从犯的道理呢？
再者，崔纂明确指出，这两个女人犯的都是通奸罪，属于性犯罪。如果能捉奸在床、控制现场，也只不过是按照通奸罪论处，怎么论处呢？崔纂没有明说，魏晋南北朝时期女性因为通奸受罚的记载也很稀少，有些干脆还嫁给情夫了。之前的秦法最严，规定逃妻（经官府认可的婚姻,妻子背夫私逃再嫁他人）应判“黥为舂”（“黥”读“晴”）之刑，先在脸上刺青再罚她舂米。之后的《唐律》规定：凡通奸，不论男女，未婚者处一年半徒刑，已婚者两年。考虑到北朝的民族背景和开放的社会风气，大概也没几年徒刑好判，当时声援崔纂的尚书右仆射游肇便这样认为。
话说到这里，大家可能发现一个问题，崔纂的所有论辩都建立在一个判断上，那就是刘辉所犯的罪，只是杀死了自己尚未出世的孩子，这样，主犯的判决有明文规定，从犯的责任也容易辨析清楚。如果刘辉犯的真是谋反罪，一切论辩也就没有意义了。那么，朝廷为什么会在一开始就以谋反大罪来通缉刘辉呢？仅仅是出于愤怒吗？朝廷这样的做法有根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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