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主之死——一千五百年前的一起性犯罪与家庭暴力事件之四
包庇无罪 隐瞒有理
由此出发，崔纂接下来又替两个女人的哥哥，平民张智寿和陈庆和辩护。根据张智寿的交代，他的妹妹张容妃早已嫁为人妇，还生了两个女儿，已经是别人家的媳妇和母亲了。那么，依照已嫁女性的家族认同，为她承担责任的就应该是丈夫而不是哥哥了。崔纂特别提到曹魏末年、西晋初年的一个案例，当时的一宗谋反大案，主犯毋丘俭的孙女毋丘芝本来在连坐之列，因为有孕在身，没有立即执行。时任“司隶校尉”相当于首都法院院长的何曾同情弱女，就派属下程咸上疏朝廷，程咸的议论抓住了要点，他说依照现行法律，父母有罪，要连坐已经出嫁的女儿；而夫家犯法，媳妇又要跟着受罚。一个女人背负两种身份，受双重惩罚，这太悖逆伦理了。众所周知，女人嫁出去，她的家族认同就已经从娘家转到婆家了，为什么还要替娘家人背黑锅呢？这不是怜惜女弱之理，也不是伸张法理之道。最后他建议：“在室之女，从父母之诛；既醮之妇，从夫家之罚”。修订了相关法律。同样的道理，已经出嫁的妹妹不论担着多大干系，跟本家哥哥都无关。
崔纂还提到，从西汉以来就有“期亲相隐”（“期”读“基”）的法律传统。“期亲”就是彼此服一年丧的亲属。传统中国最重伦理亲情，允许一个人包庇犯了罪的“期亲”，“为亲者讳”，事发后，不会追究包庇者的责任。这与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迥然不同。但是比较接近于今天《法国刑事诉讼法》《德国刑事诉讼法》和《意大利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近亲属可以拒绝作证……”。
张智寿作为张容妃的哥哥，陈庆和作为陈慧猛的哥哥，都属于“期亲”范围，知情不报，可以谅解。法律也没有规定哥哥有揭发妹妹的义务，何况自己妹妹偷情这种事，做哥哥的又如何出来指证呢？为这种事而连坐更是闻所未闻的。崔纂呼吁朝廷：不能因为痛恨刘辉而迁怒于情妇的这两个兄弟，他们是无辜的！
“期亲相隐”的政策在公元前一世纪的汉宣帝时代就确立了，但其思想源头也在早先的儒家。两千多年前，楚国的叶公向游历到此的孔子介绍当地的法制建设成就，说“我们这里有位道德模范，他的父亲偷羊，他举报了他父亲。”孔子回答：“我们那里对道德的理解不太一样。在我们那儿，父亲为儿子包庇，儿子为父亲隐瞒。”当时，鲁国作为有悠久历史的礼仪之邦，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孔子此论，被后世视为天经地义。
我们能看出来，崔纂在他的论辩中所提到的所有核心概念：孩子的身份认定，女性的家族认同，亲属的“期亲相隐”，无不根植于以“五服”为家族范围，以“父系”为伦理规范的儒家正统思想。崔纂的努力，与其说是就事论事，不如说是希望在魏晋南北朝的社会大变革、民族大融合时代，在以原先是游牧民族的鲜卑人为统治者的政权下，继承和维护前代的儒家法理传统，这也是当时的汉人政治家和汉化官僚集团的共同愿望。
论辩中还有一个环节是对于政府各部门职责权限的重申和维护。他举了西汉宣帝时丞相邴吉的例子，路上有人斗殴，死伤不少，邴吉不闻不问；看到一头牛气喘吁吁，邴吉赶紧问赶牛的人：“走了几里路了？”身边的人不以为然，邴吉说：“处理斗殴，是长安令、京兆尹的职责。现在刚刚春天，如果牛走不远就热得喘粗气，意味着今年气候反常，不合节令，闹不好全国的百姓都得遭殃。”这才是丞相应该管的大事！崔纂直言不讳地对门下省官员参与判决、干预司法表示不满，他说：“门下中禁大臣，职在敷奏。”只是在皇帝身边负责上传下达，沟通宫里宫外奏折文书之类，没有司法审判权。
我们知道，从魏晋南北朝开始，中央政府渐渐形成了三省六部制度。尚书省主要负责行使通过审查的法令，是执行机构。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司法审判应该是刑部的职权。中书省主要负责草拟和颁发皇帝诏令，是决策机构。门下省主要负责审查诏令内容，当时也相当于皇帝的秘书班子，是监督机构。这有点儿像西方的“三权分立”，各人面前一滩事儿，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乱干预的后果是什么呢？崔纂最后说：“刑名一失，驷马不追”，“非律之案，理宜更请”。还是慎重对待，重新来过吧！
这一大段论述，有理、有力、有节，事实清楚，条理清晰，依据严谨，论辩有力，而且批评了门下省的作为，维护了尚书省的权力，立即得到尚书省同僚的支持和响应，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请看第五讲《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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