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所知北京有三条苏州街：颐和园的苏州街，海淀镇的苏州街和北京站前的苏州街。我最熟悉的是海淀镇的苏州街，1993年9月到1994年9月，我在这条苏州街的70号院12排5号住了一年。至今我身份证的住址还是这个门牌，住宿登记还是写下这几个数码。尽管70号院早已变成了高档公寓，苏州街也已经拓宽拉直，我也搬了好多次家，但我还是常会想起：苏州街70号院12排5号——我在北京的第一个家。
那时的苏州街不长，南起知春路，北到海淀图书城，也不很宽，比城里通长6步（
街两侧的院落也很陈旧，除了南口的八一中学显现出些活力之外，其他的院落或是独居小院或是联排杂院，看外形就能知道这样的格局至少二三十年没有过什么改变。街北口的一个院子里甚至还住着一个老道，长髯高鬏，一年四季穿蓝色道服，常坐在门洞里侍弄他笼子里的鸟儿，哪怕你只瞥一眼，你也会暂时远离尘嚣。道人院落的门外却很热闹，临着的是这条街上的仅有的两家饭馆，安徽人那家卖包子，陕西那家卖刀削面。街在这里稍宽些，所以街的另一侧就有人靠墙搭起个摊子修自行车。修车人四十岁上下，健壮得很，夏天穿背心时那古铜色的肩膀，肌肉一条一块的，所以把车子颠倒立起也就是一只手一抖。摊子不大，却总围着人，一是修车人健谈，修车的、没事的或是骑车路过的都愿与他招呼一下。还因为修车人养了一只猴，托着个铁链在修车人周围上蹿下跳，招人看。不长的苏州街安谧却不冷寂。
一次一个朋友看我身份证的住址，苏州街70号院12排5号，便问：苏州街也有Townhouse吗？12排5号确实很像“汤豪斯”的排法，可这个12排5号，不是联排别墅而是联排平房。70号院，是苏州街南口一个较大的院落，共十二排，1954年盖的平房，对面就是八一中学。据说当初这片平房是给在八一中学培训班的学生作宿舍的，所以这十二排平房都是东西走向，而且间间朝阳。结构大小都是一样的，木头门窗，每间十六平方米的样子。只是有了几十年的变故，原本整齐化一的房舍已经变成了典型的大杂院。每家都在自己屋檐下往外伸展着可能占据的空间，于是家家搭起来的棚户又往前延伸，大杂院不但联排，甚至快连了体。若俯视肯定是杂乱的一片。搭出来的多是厨房，所以也不太讲究，各自搭建，每家的能力实力不同，棚户搭得也各不相同。因此，进入杂院，看看谁家的房子搭盖的如何，就大概明白这家人在这个院子里住得时间长短，家境如何，很有点进村的感觉。邻里间也都像村里人般招呼，大妈，二婶，大爷……住户大都是老人，各家的年轻人多在假日里出现，回来探望住在这里熬拆迁的老人。这样的房舍，当然没有暖气也没有煤气，更没有卫浴。清早起来，老人们晃晃悠悠端着便盆上公厕。院里有个公厕很小，只能小便，长年的沉溺使有屋顶的厕内的氨气浓得让人难以睁眼。大解就得出门上苏州街上的公厕，稍远却敞亮———没顶。难的是雪天，这些腿脚不便的老人。
1993年的春天，我拿着分房通知单走进了这个院落，我所在的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把12排5号那一间房分给了我。我在单位的分房表上排在倒数第二，轮到我挑，还有两个选择：新街口一间楼房，与一个离婚多年的妇人和她的孩子合用套内的厨房和厕所；另一个就是苏州街的平房。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那间平房。大学毕业快四年了，能在北京有一个自己的家，是像我一样从外地来京的人最大的心愿了。“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我们不仅喜欢的是这首歌的词曲，而是心情。
1989年7月，农业电影电视中心派车把我从北京广播学院接到农影，宿舍就分在单身汉们聚居的一个二层小楼上。楼上住的都是那几年分配来的大学生们。楼下就是公厕和澡堂，临屋有个水池，基本设施还算齐全，还有暖气。屋子不很大，我和从人民大学分来的一个学生合住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大屋，有一道布帘隔着，我来得早，在里边。但那毕竟是个集体宿舍，不是个家。隔壁同年分来的哥儿仨，夜以继日，日复一日地搓麻将甩扑克，打得让我也对单位，对未来产生着怀疑。同屋的与我同姓，却不是一家人的习惯，内向得近乎木讷，虽然已经分配到了农影，却依然没有离开他的母校，还是每天早晨都骑着辆破车往学校去，一天到晚扎在人大的图书馆和食堂里。只到夜里才闪进屋里，退掉大头鞋便睡。他分到农影，是来编单位的期刊，双月出版的，所以就更闲在些。因而在单位里总是闪来闪去，以致很多人不知道也感觉不到他的存在。但我却能实实在在地感受着他的存在。他的脚大概不是一般的汗脚，除了夏季穿凉鞋，只要他回屋里脱掉鞋子，那劣质墨汁般的恶臭便会迅速地弥漫开去。从秋天到来年初春，他又总穿着那双翻毛的大头皮鞋，所以越是寒凉的日子，那气味越浓，浓得几次熏犯我的咽炎。偶儿有人来宿舍找我，总会嗅着鼻子问，你屋里什么东西放坏了？
经受了两年折磨后，我终于争取到独居的空间。1991年底，我强占了一间办公楼里的小房间。三楼的西北角，有一个用作审看间的小房间，放着一台监视器和放像机，供编导们看素材。忘了是什么机缘，我强行搬了进去，善良的领导们和同事们也睁一眼闭一眼成全了我。分到农影后我很快成了骨干，不但是《农业教育与科技》栏目（中央电视台二套播出）唯一的男主持，甚至还独立编导了一个三集的电视纪录片《山碑》，获了国家级的银奖。1991年还在中央电视台的青年节目主持人大赛上与许戈辉共获了一等奖，也是个在中央电视台露脸的主持人。大概是因此，单位对我的胆大妄为并未干预，部门会上点了个名，我坦诚地承认了错误，也就过去了。后来，这倒成为我能很快分到苏州街平房的一个因素。能闹的孩子得奶吃，人真是不能太老实了。为了这个独居的空间，我还着意花费了些钱和精力，货比三家买下了一套组合柜和沙发，晚上拉开就是床。还把办公室的电话连上线接进了屋内。这样的居住环境不仅让我满足，也让很多人羡慕了。虽然只有八平米，电视机（八八年参加“如意杯”主持人大赛的奖品），录像机（办公室的），电话机样样齐全。成了朋友们爱来的地方。只是不能做饭，虽然有个电饭锅能烧水下面，却很难像家里那样炒菜。而且，小屋也放不下个冰箱，无法存些吃食。记得一个北风呼号的寒夜，我突然感觉到饿，而且越来越饿。饿得抓心挠肝的。九十年代初，双榆树一带只有几家饭馆，过了饭店营业的时间，就没有地方找吃的。我找遍屋里，没有任何可充饥的，只好那么挨着，迷迷糊糊睡地去。醒来后，内心凄凉的得很，就赶快去买来些能放的食品搁在屋里。从此养成个习惯，屋里总要放些吃的，不让自己饿着。
那时候在北京也认识了些朋友，到朋友或同事家作客时，我就会细细体味着人家家的味道，想着自己未来的家。记得一次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贾际的家，那是位于虎坊桥的一个一室一厅，房子不大，却整洁舒适，我说了一句：本世纪末能有这样的房子我就知足了。那时，我对未来没有太多的憧憬，没有太多的期盼，没有太多的追求，只有一样是强烈地渴望得到的，那就是：家—— 一个不会饥寒交迫的居所。记得一个深秋的傍晚，从中央电视台录完像回农影，320路车被堵在三里河附近，我就站在公共汽车里凝望着路边楼上的一个厨房的窗口。昏黄的灯光里，女主人在忙碌着，炊烟和蒸气让视线有些模糊，就更有了一些暖意，想必
所以，当单位想赶快把我从办公楼里请出去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苏州街的平房。但是，当我真正走进那个杂院，走进那间将属于我的平房时，心里还是酸酸的。我从小在城市里生长，郑州虽然是个不大的城市，我却没有见过比70号院还要杂乱的院落，虽然生活在小城，我从来也没住过这么破落的房子。大学毕业，留在北京，我难道就在这里安家了吗？
可现实让我很快冷静下来并思量着怎么安置未来的家。我太需要个家了。
分给我的是一间房，那房外已经接出了一个小屋，六平方米左右，但这间房外大概还有
武大妈住在我的斜对门，寡居多年，女儿常回来看看，平时就一个人看着两三间房。她家人少，所以就没有再往外接小房，空出的地方围出个小院来，有个栅栏门。武大妈是湖北人，孝感一带的口音，和我们广播学院的党委书记口音差不多，所以刚见面有了些亲切感。武大妈还常给在我家干活工人们送壶水什么的，让我十分感动。我东侧的街坊是我在农影集体宿舍的邻居李瑾，也是个湖北人，老婆是他的中学同学，他大学毕业分配进了京，老婆一时还调不来，所以虽比我早分了苏州街的房子，嫌冷清并未来住，还在集体宿舍里日复一日地凑热闹。再往东过去一家是杨大爷夫妇俩。杨大爷是典型的老北京，晃着膀子走路，大大咧咧地说话。他不时地来我家看看工人们干的活计，一样一样点评着：哪儿毛了叭叽了，哪儿基本上还凑合。看我搭出的外屋并未超左邻右舍已经扩展的地盘，老老少少的街坊们并未就我的规划和施工发出指责和干扰。
我这一排是最南边的一排了。我的南窗外就是一间工厂的外墙了，离着
那天清早，我赶到70号院，基本就要完工了，头一天下午已经装好了厕所的马桶，再把几个灯装好，就可以搬进来住了。当我要打开房门的时候，发现接出来的厨房的纱窗被划破，因为是在八月份，为了跑漆味，纱窗后的玻璃窗并没关。我进门后仔细看，不但纱窗被划破，还肯定有人从纱窗进来，拆了头天刚装好的马桶。马桶躺在地上，水箱漏着水。我当时真想大喊一声。还没等我喊叫，街坊们都围过来，领头发表意见的正是杨大爷：您这儿屋里怎么能安马桶呢。这院里老老少少都出门上厕所，合着您想不出门就方便？您倒是方便了，那要是下水道堵着了，那我们可就都不方便了！大伙七嘴八舌，，一个意思：不能装马桶，包括武大妈在内的一群老头老太太给我开了个现场批斗会。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场面呀，内心无比的委屈、窝火、气愤。我在自己家安马桶，我招谁了？可我再气愤也是不能犯众怒的。只好把马桶搬了出去，大家也就散去了。
1993年的9月2号，我搬进了苏州街70号院12排5号。整修过的房子，感觉还真不错，原先的组合柜全部搬了进来，又补充了书柜和衣柜。为了隔潮也为了干净，地面上铺了地板革。那时地板革还算不错地面选材，现在估计没人再用这种材料了。沙发床放在外间，又添了饭桌，很有点一室一厅的样子。另外，我从未有过地奢侈了一回，在海淀镇的商场里一下买了荣声冰箱，松下录像机和一台电热炉。还跑到西单商场买了一台阿里斯顿热水器。晚上，终于可以在自己家里洗上热水澡了。而且再也不受别人气味的干扰，再也不会被人半夜回屋扰了梦，再也不会忍着饥饿睡去。终于有了自己的家，可以想啥时睡就睡，想何时起就起了。第一晚真安逸呀，不但是因为新家，也因为新买的床，不再是单位宿舍的木板床，也不再是沙发拉开的床，而是结结实实的一张有床垫的床。
家安顿下，就给父母打了电话，请他们到北京来住。很多从外地到北京工作的年轻人都渴望能有属于自己的房子，好把父母接来，能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也能享受家的温暖。往往忽略，自己草草搭建的新家，能不能真像自己熟悉的老家，那么温暖、舒适呢？家的温暖不是有了房子，置办起东西，接来父母就有的，那些温暖，一定是一天一天培育出来的，是父母用心血焐热的。
把父母接来后的第一顿饭，就让我觉得这个新家没法和老家相比。厨房虽小，但厨具、餐具并不缺，可那炉子不行。因为弄不到煤气罐，又怕侍弄不了煤炉，只好买了电热炉。电热炉煮饺子，下面条还行，真想炒个菜那真能把你急死。眼看着锅里的油已经热得冒烟了，可丢一把葱花下去，就又凉了。要炒的菜，也只能变成半煮半煎，要好长时间。一顿饭吃下来，从父母的脸上能看出他们的不知所措。
晚上睡觉更是一个麻烦问题。卧室里的床我留给父母睡，可当初为了不太多占据本来不太大的卧室空间，我订了个
将就了几天，父亲找了个借口先回郑州了。他是选我上班的时间自己走的，没让我送。那年他已六十四岁了。
母亲留了下来。但住到十月底，也住不下去了。北京的秋天很美，可过了中秋节很快就会冷下来，十月底到十一月中，在供暖之前，夜里能冷至冰点，是北京最难受的日子。那平房根本就没有暖气，正是难熬的开始。十月下旬，寒气逼人，又在多风的时节，大风来袭，小屋四处透风，呼呼沓沓乱响，好像顶不住的样子。母亲终于忍受不住，让我给她买回程票。送母亲上车后，母亲说：你好好工作吧，过春节回家，别急着把俺们接来。独自回来的路上我满怀自责：也老大不小，快三十的人了，怎么连自己的父母都照顾不上？心比天还冷。那天是
可真正的冷，才刚刚开始。北京的冬天，没有暖气的屋子，挨过这样日子的人，我想他永远都不会忘记那刻骨铭心的冷。为御寒，我买了一个1200W的电暖气。家里没人，出门就得关了它。所以从外边回来，屋里总是冷冰冰的。那时回到家，总是很快地把电暖气打开，把电毯插上，再去烧上一壶热水。等水烧热，洗漱完毕，再脱去外套，穿着秋衣秋裤钻进被窝。看书时把一只手伸在被外举着，等冻得受不了了。再换另一只手，把那只冰凉的手放在身子下面焐热，过会儿再换。有一天，嫌被子太冷，突发奇想用电吹风机往被筒里吹热风，正高兴自己的发明，突然外屋水烧开了，又赶紧去拔“热得快”的电源。再回来被子已经冒烟了，差点着起火来。邻居们多是烧蜂窝煤取暖，对门武大妈也劝我烧煤炉。我一是侍弄不会煤炉，还怕煤气中毒，也实在是没有地方放，买了煤就只能放到屋里了。所以就这么天天调动着几样电器，抵御着冬天的寒冷。
那时候就盼着出差，无论去哪儿都比我的12排5号暖和。那会儿我在电视台打工，主持着当时很火的栏目《12演播室》，走到哪里也是常被时围着签名照相。也常有人请我去主持节目，别人接我送我，我都在大路口上下车。我不愿让别人知道我的处境，更不愿让人知道我的心情。一会儿是流光溢彩的舞台，转眼又到了自己的平房。特别是在外地刚退了五星酒店的房间，飞回北京，走进自己的小屋，你发现走时因为忘记关上阀门，水表已经冻裂，喷出的水结成了长长的冰柱，你渴望温暖的巢穴变成了冰窖。内心的困苦难以名状，在强烈的对比、反差、矛盾和冲突中，我学会了承受。到武大妈家借壶开水，浇化冰柱，浇开冻住的水表，买来新的，找朋友帮忙换上。不但学会了承受，还学会了解决问题。
小屋的冬天格外的漫长，从十一月初到四月初。三月中旬，街头的女孩已迫不急待地换上了裙装，可小屋依然封存着严冬的寒意。路边的玉兰花已经渐渐绽放。你回到家还得套上已经脱下的冬装。从深秋到寒冬，凄风冷雨，冰霜积雪，把一重又一重寒冷，从每一处缝隙压进小屋。电暖气、电热毯也只是暂时驱赶着身边的冷，等关掉电源，电能和你体能形成的热场，就迅速被冷吞噬。天寒地冻的季节里，每一次回家，都是用躯体在雕刻着冰冻的空气。所以那寒意是你赶不走也挡不住的，只有等待天气渐渐转热，热了的空气一天天慢慢把它吸走。突然 有一天，你不用电暖气，电热毯了，露在被子外的脸也不会被冻得刺疼，你甚至可以不穿秋裤让肌肤和被子亲密接触的时候，你会有一点感动：为春天的美好而感动。没了寒凉，大自然是那么美好。就那么一个冬天，让我对寒冷永远铭记，也从未有过的感激春天。
对于春天的到来，每个人的感知是不同的。“七九河开，八九燕来”，“春江水暖鸭先知”，人们通过身边景色和动物的动态而感知春天。“迎面不寒杨柳风”，人们通过自己的肌肤感知春天。上大学时，教我们古典文学的张老师视力极度不好，他说他每年是通过双脚来感知春天的，当脚下的泥土不再坚硬，松软中便露出春来的信息。而我通过小屋的磨炼，居然培养出了可以听到春天的能力。在最寒冷的冬季，空气在冰点温度下似乎也肃杀了。也许这种温度的空气也不利于声波的传送，是不是传播声波的介质也因寒冷而灭绝，这要请声学家来解释。但躺在小屋里，我能听到无风而干冷的冬夜，街巷外的声音离我很远，听觉也像进如了冬季一样冷清。而春天的来临，不但融化冰雪，也似乎融化了空气，激活了介质，即使窗户仍然封着挡风的封条，而那街巷外的声音却渐渐清晰起来。自然界的变化无处不在，我们本是有能力感知的，也许是我们的疏乎或生活环境日益优越，我们感知自然的能力逐渐地退化了，比其他动物迟钝了。比如地震来临前老鼠们要搬家，比如海啸袭来前大象们都跑了。感谢那冰凉的小屋让我学会去听春天的信息。
写下这段文字时，也正是一个春天的夜晚，忽听见电视里朱军正在问杨澜和白岩松：刚当上主持人，在街上被人认出来是什么感觉？挺有趣的一个问题，便思忖：我该怎么回答，当初被人认出来是什么感觉？也想起了几次被人认出的情景。九二年秋天，我到福州采访，闲暇时去逛街，在百货大楼外的天桥上，忽然有两个女中学生围着我前后看来看去，我觉得她们可能是发现在电视上见过这个人，正稍有得意，突然两个女孩冲我叫了一声：牟玄甫。任错了。1993年夏天，有一天要去北京人艺看戏，坐大一路在王府井倒103路电车。有一位大嫂也从一路车上下来，跟我走到103路车站，端详了半天，问我：“你是那个中央台的张泽群不？”我听她是东北人，也用东北话跟她说：“哎呀，大嫂，你可真有眼力，谁都说我俩长得像，你说像不？”大嫂如释重负：“是呀，我说那主持人指定不能坐公共汽车呀。”扭身走了。还有一次我是在家门口。苏州街70号院的居民都是上公厕的，院内的小公厕只能小便，苏州街路边的公厕是主要去处。那个公厕正对着八一中学的东门，学校操场上的学生也会图近跑来方便。一天下午，我正在公厕，有学生方便完了出去又进来，被他们看得有些尴尬和无奈。没想到，等我走出公厕，八一中学的东门口站着一排大小伙子，七八个人大喊一声：“张——泽——群”，跑了。主持人也是个很容易培养起良好自我感觉的行业，虚荣心既容易满足，也容易膨胀。对话语权的掌控更容易不自主地滋生傲气与霸气。作为观众我不喜欢那样主持人，作为主持人我也警示自己努力避免。但70号院的生活状态与主持人工作状态的失衡——人们不相信主持人还坐公共汽车、上公共厕所——这是我不得不正视的一个问题。
94年6月底，我正式从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调入中央电视台。进台报到后，我从保卫处领到了序号是2888的工作证，挂在胸前得意地进出着大楼，实现了多年的梦想，成为一名正式的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而非客串和特邀。按台里的规定，五年后我才具有中央电视台的分房资格。我至今感谢农影只让我交了三千块钱押金，没有在我调出时收回70号院12排5号的使用权。可那个时候不知是工作变化的原因，还是天气的原因，让我时时想起：我是不是该搬家了。
平房的夏天原本就潮湿，而1994的夏天好像雨水又特别多。确实是四十多年的老房子，透风的地方看不见，一露水，就都看见了，有个露雨的地方，我塞了一条毛巾才算堵上。一天下午，我们在北大采访，结束后，制片人潘跃提出到我家看看，他对我很关心，半年前知道我住平房还把煤气罐给了我。看到了我住的平房，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匆匆走了。当晚又是雷鸣电闪，大雨倾盆，屋内接雨的盆、桶叮叮当当响个不停。第二天一早，在台里见到，张嘴便问：“昨天晚上你家没事儿吧？”又过几天，我的一个同行来看我，这个北京长大的主持人满是疑惑地问：“这是人住的地儿吗？”那的确是人住的地儿，但是不是主持人住的地儿，就不好说了。从物质对意识的决定性，我们很容易推导出这样的论断：生态决定心态，处境决定心境。可心境变了，人也一定会改变处境。心境的变化，不一定全是主动，有时被动着也改变了。就这么被人说着，我也急于改变处境了。于是，便四处托人租房，条件是楼房，两气（暖气、天然气）齐全的。很快，租到了万寿寺的两室一厅，月租1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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