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仍牵挂那个孩子
硝烟战火中见证历史之十一
按照常规思路，战争一但打响，人们首先关注的就是难民问题。这次伊拉克战争也是一样，开战之后不久，有关人士就预计会有难民潮出现，而且会通过伊约边境逃往约旦难民营，因此台里指示我们要特别关注难民问题，后期编导们几乎每天都打好几次电话询问有关情况。但是实际上，战争开始之后，不但没有大批难民出现，而且有8000多名在约旦生活的伊拉克人争相返回巴格达，参加抵抗美英联军的战斗。他们当中有50多岁的半大老人，也有十几岁尚未成年的孩子，15岁的阿拔斯就是其中的一员，至今他那瘦小的身影仍旧时常在我眼前晃动，在边境小镇鲁瓦西德分手的时候，我曾与他合影留念，但是我不知道他在进入巴格达之后是否遇到危险，目前是否安在。
报道伊拉克人回国参战是我最先发现并抢到的独家新闻。开战不久，关于难民问题在报道上曾有些混乱，CNN以及其他媒体当时都纷纷报道说，有几万伊拉克难民出现在约伊边境的中间地带，并且遇到困难，无法进入约旦难民营得到妥善安置，有时候说有几万难民，有时候又说有十几万，我也曾跟着他们做过相应的电话报道，但是随后我发现他们的报道与电视画面不相吻合。以前我进入伊拉克采访的时候也是走的那条死亡之路，也是通过的那段中间地带，因此对那里的情况比较熟悉，他们的电视画面中在那个地段却没有出现难民的身影，而只有几名记者出现在空旷的边关地带，因此我对他们的消息产生了怀疑，为了确定消息的可靠性和真实性，我再次走访了约旦边境难民营，在约伊边境的中间地带和难民营地区，我发现不但没有大批伊拉克难民出现，而且有很多伊拉克人通过约伊边境返回巴格达参战。
见到阿拔斯是在边境小镇鲁瓦西德的一家餐馆门口，那家餐馆因为战争而红火赚钱，那个小镇也因为战争而有了名气。只有一万人口的鲁瓦西德小镇位于距约旦首都安曼280公里处的公路边上，距离难民营大约20公里左右，从难民营继续往东60公里，就是约旦和伊拉克边境了。人们常说的千里死亡线实际上是指从巴格达到约旦首都安曼的总长度，从巴格达到约旦边境的实际距离大约600多公里。鲁瓦西德是一个边陲重镇，是往返约旦和伊拉克的必经之路。
早在战争开始之前，就有很多人猜中了小镇将要担负的重任，记者们纷纷前往小镇实地观察考证，并做着各种准备。开战之后，每天来往于小镇的记者不下六七百人，有的干脆住到了小镇上，公路上来往的车辆大多标有TV字样，餐馆里就餐的也大多是携带各种采访器材设备的各路记者，小镇上只有一家比较像样的饭店，而且早就被约旦政府临时设置的管理中心和新闻中心占据着，记者们只能租用民房住宿和工作。
战争给伊拉克人民带来了灾难，却给小镇的人们带来了兴旺和财富，原来月租一百美金的房价，开战后立刻提升到一千美金。小镇的人们很聪明，没几天就明白了记者们的需要，同时也把准了记者们的死脉，都知道做记者的在这种时候会很大方，只要能比别人更早地抢到新闻、当然最好是独家新闻，他们在雇人、租车、租房子等方面会不惜血本地花钱，因此他们抓住这个机会大赚了一笔。不过，小镇的人们也很善良，在帮助建立难民营和安置救援物资时，他们都自觉自愿地帮忙，不计任何报酬，在边境地区遭受大沙暴袭击时，小镇上的很多人主动到难民营帮助抢救和加固被狂风刮走刮翻的帐篷。
阿拔斯和他的同伴乘坐的是标有TV字样的吉普车，从他们的装束和举止上我看出他们并不是记者，因此上前搭话，这才知道他们都是正在返回巴格达参战的伊拉克人。从他们的嘴里我了解到，已经有好几千名伊拉克人自发地返回祖国参战。随后，根据他们提供的线索，我们在安曼市中心的东方旅行社采访了更多回国参战的伊拉克人，做了新闻特写-汽笛声声为你壮行。后来新华社、CNN等国内外媒体也跟踪到我们采访的地点，纷纷做了有关内容的报道。当时那些伊拉克人根据自己的财力或乘旅游公司的大巴、或几个人合租能坐7人的吉普车，也有比较有钱的人会包租比较好的轿车奔赴巴格达，但无论哪一种车，为了安全起见都是几辆同行，路途上相互有个照应，而且他们还会在车身上贴有TV标记，为的是增加一份安全保障，但这TV字样连记者自身的安全都没能保护得了，又何尝能保证他们的安全？
阿拔斯之所以要义无返顾地要回国参战，一是为了祖国，二是为了自己的亲人。几年前父亲带他到约旦谋生，在约旦的收入和生活比受制裁的伊拉克要宽松许多，父亲能精心地做生意，把较好的收入寄给仍旧留在巴格达的妻子和孩子，阿拔斯也能安心地在安曼上学读书，但是战争却打破了他们平静的生活。阿拔斯牵挂着自己的母亲和兄弟姐妹，他自己还是个孩子，可他却执意要回去保护自己的妈妈、亲人和祖国。他说，虽然我小，可我是个男子汉，我不知道现在那里的人们为什么不抵抗，但我一定要回去抵抗美国的侵略。当时我找不出适当的话来安慰他，只能默默地祝他一路平安，至今我仍旧牵挂那个孩子的安危，并常常翻看那些很有纪念意义的照片。
险些成为战争牺牲品
硝烟战火中见证历史之十二
回忆对伊拉克战争的报道，我有兴奋、有遗憾、有感慨、有牵挂，但同时也有最值得庆幸的事，那就是在一次危险的时刻我险些命丧众人脚下，成为战争的牺牲品，但最终我还是被人救起，又大难不死捡回了一条命。在中东地区采访遇到生命危险对我来说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那次最为严重。
记得那是开战后的一个星期五，大约是3月28日，约旦的反战示威游行一浪高过一浪。那天我刚刚在安曼闹市区东方旅行社采访完伊拉克人踊跃回国参战，紧接着人们做完星期五聚礼之后，就纷纷涌向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当防暴警察和游行群众突然发生冲突时，在现场的几名中国记者都被冲散了，当时我正在给台里打电话准备做现场连线报道，冷不防被奔跑的群众撞到，紧接着无数人的脚猛然从我的身上踏过。
我已年过半百且体弱多病，加上那些天的超强度工作，身体早已严重透支，实在没有能力从众多青壮年人的脚下挣扎出来，和我同时到下的还有其他的人，我看到有的人自己挣扎着起来了，也有的人被别人拉了起来。最初时我感到有人伸手拉我，有几次已经被旁边人伸出的手抓住了，但是还没等抬起身来就又被踩倒，接着有好几个人倒在了我的身上，我想我可能会被他们压死，后来那些人都被拉起来了，我浑身又疼又没有力气，可我仍旧挣扎着又伸出手去，使劲地抓傍边的人，想借助人家的力量爬起来，可反复了好几次，都没有成功，我已经没有一点儿力气继续挣扎了，最后只得紧紧地抱着自己的头，悲哀地想着，如果真的抗不住被踩死在众人脚下，那就太冤枉了，就是死也别把我的头踩坏了，我很注意自己的形象呢。
我不知道自己休克和被解救的全部过程，但是我想，当时的情形一定非常狼狈。因为当我完全清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正躺在医院的急救床上吸氧，浑身湿漉漉的很不舒服，后来又发现自己的衣服也被撕破了，身上背的设备背包以及采访用的话筒和话筒罩都被不同程度地损坏了。据说为了让我清醒过来，当地那些救我的阿拉伯人往我身上、脸上泼了不少冷水，虽然浑身疼痛、心里也很难过，但醒过来之后，我非常庆幸自己仍然活着。
活是活过来了，但是很痛苦，浑身上下都布满了青紫色的暗伤和淤血，头部剧烈疼痛，一点儿都不能震动，哪怕翻个身，喝口水或者咳嗽一声都会震动头部剧烈地疼痛，后来还连续好些天夜间和清晨吐血沫，很长时间都没有完全恢复，后来在采访阿尔及利亚地震时有机会碰到中国医疗队的医生，我介绍了自己的症状，医生判断有可能是内伤造成的少量渗血，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我根本就考虑不到自己该如何继续治疗和休息，只要还有一口气，还能活动，就得继续做报道，当天夜里和清晨我还给一套和四套做了电话连线，没过几天就又做现场出镜了。我想如果换了别人也一样会那样做，因为这是记者的神圣使命感在支撑着精神，支配着行动。中国驻约旦大使陈永龙得知这一情况后，还特意到我所住的饭店看望，并介绍中国的按摩医生为我免费治疗。那位姓李的医生后来成了我的好朋友，还为我提供过一些新闻线索。
当时救我的有当地的约旦人、有巴勒斯坦人，也有我们中国的记者，国际先驱导报的记者安立说，冲突发生之后，他也跟着跑了起来，后来发现有人被抬到路边放在地上，就赶紧追了过去，当他正准备拍照时发现了我衣服前胸上佩带的中国国旗徽章，判断是中国的记者，再仔细一看才认出是开战之前在大使馆开会时见到过的梁大姐，他立即放弃拍照，和一位名叫穆罕默德的巴勒斯坦人打出租车把我送到了当地的医院进行抢救。后来我还特意打电话感谢那位救我的巴勒斯坦人，他和他的夫人一再说，你是好人，安拉保佑，祝你健康。
安立虽然为了救我没有拍摄我的狼狈形象，但据他说当时有好几家西方电视记者对现场做了拍摄和现场报道。当时在约旦参与报道战况的中国记者大约有40多人，我们很担心家里人看到这样的报道会增加对我们的牵挂，因此，决定自己对此事不做报道也不声张，以免引起国内亲人及电视观众对所有中国记者的担心，造成不必要的混乱，只让刘茁野打电话向罗明台长做了简单汇报，此后，罗台长曾打来电话表示关切和慰问。深圳商报的一位记者认为这不是一件小事，坚持给自己的报社发了一份稿件，据说后来这篇稿件获得了全省一等奖，他也得到了省领导的嘉奖。
尽管我很小心地封锁消息，但儿子还是知道了，那是我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告诉他的。开战之后，本台电视直播的收视率直线上升，我的老父亲、兄弟姐妹和儿子等所有的亲人每天都提心吊胆地观看电视，不仅仅是关注战况，更关注着我的安危，那些天里，每天都有好几次我的电话连线报道，有的时候是现场出镜报道，有些天晚上还连续有时空直播，每天出镜好几次，只要看到我在镜头中出现，家里的人就会放心，有时候我到边境或到外地采访，在路上需要很长的时间，当天没有办法出镜，他们就十分不安，总担心我出事。但是在我受伤之后，确实有几天没有出镜，儿子和家里人一下子就更担心了。
儿子打电话来问我，听出我的声音很微弱，很不放心，再三地追问我的状况，开始时，我坚持着没有告诉他，后来他还是不放心，跑到了台里找驻外记者管理办老刘和小唐打听情况，一个劲地追问说，我妈到底怎么了，好几天没在电视上看到她，肯定是出事了。我受伤的事情根本就没有告诉记者管理办的同事，因此他们不了解情况，但是他们很关心地给我打了电话，一是让我注意安全，二是让我给儿子常打电话报告平安。当时每天都忙得团团转，根本顾不上给家里人打电话，有时候想起来了，可因时差的关系就又错过了，所以那些天里很少主动与儿子联络，其实，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我的确应该经常与他保持联络，减少他的牵挂和担心，我也知道其他媒体的记者有不少都每天与家里通话，向家里人报告平安，可我当时的确是顾及不暇。那几天里，儿子几乎每天都来电话追问我到底怎么了，后来我怕他看到外国电视台的报道，也怕他看到深圳商报的报道，会加重对我的担心，还不如我直接告诉他呢，所以当他再来电话的时候，我就轻描淡写地告诉他了。
从小儿子和我相依为命，感情十分深厚，这孩子懂事很早，为了维护妈妈的形象，他敢于和别人拼命，在他才5岁的时候，有一次公休日值班带他到办公室，有位同志和他开玩笑说，你妈妈不漂亮，他从门后抄起一把扫帚就追打上去，同时气咻咻地叫嚷着，好哇，你敢说我妈妈不漂亮，我和你拼了，我妈妈是世界上最漂亮的美人。上小学时，他知道妈妈身体不好，眼神也不好，一起骑车外出时总是他在前面带路，每当看到路面不平整或有石头等障碍物，他都会提醒我要小心。上中学时，每当学校要开家长会，他总会事先和老师约法三章，竟然威胁老师说，如果我有什么错误的话你直接对我说，不能告诉我妈妈，也不能在会上点我的名，如果我妈妈开完家长会以后生气得病了，你们得负责。弄得老师哭笑不得地说，你的名字那么金贵呀，我们表扬你也不能提名吗？过后，老师把我找到学校介绍他的情况说，这孩子真懂事，现在都是独生子女，自私自利的多，不知道关心别人，像这样关心妈妈的孩子已经太少了。
在那些艰苦劳累而又紧张危险的日子里，我们对国内领导及同胞们所表示的关切十分敏感，只要接到国内任何一个表示慰问的电话，哪怕是只言片语也都会非常激动，后期编导们每次联络要节目的同时，都会关切地嘱咐我们要保重身体、注意安全，而且还经常转达中心或台领导对我们的关怀，每次听到这样的话心里都觉得很温暖。赵台长的慰问电更使我们感到有了依托和动力。
开战后没几天，台长赵化勇就给我们9名战地记者发来了《致伊拉克战事前方报道组慰问电》，代表中央电视台分党组、全台职工向我们表示诚挚的问候，也向我们以及家人表示感谢。慰问电高度评价我们的工作说：自2月以来，在一个半月时间里，你们冒着生命危险，坚守在战争前沿，为全台各档栏目提供了大量珍贵的、精彩而生动的报道。特别是3月20日以来，及时传递战争前线消息，极大地丰富了我台直播报道内容，提高了报道的层次和水准。中央电视台对伊拉克战事报道引起了国内外强烈震动，受到广泛关注和极高赞誉。中国记者的身影再次出现在国际重大突发事件的现场，在激烈的国际传媒竞争中展示了中国的声音，有力地配合了我国政府的外交工作。
赵台长的慰问电里还说，中央领导同志和全国观众、全台职工时刻关注着你们，牵挂着你们的安危。望你们加强与当地使领馆的联系，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继续做好战地报道工作。全台同志将与你们一起并肩战斗。这些话在当时的确就是一股力量，对我们既是安慰又是鼓舞，是强大的后盾和依托，激励着我挺过最危险、最艰苦的时刻，坚持到圆满完成报道任务。
牵动我心的战火女婴
硝烟战火中见证历史之十三
在约旦报道战况时，我关注的另外一个重点是难民营。3月27日，在此起彼伏的爆炸声中，在战火分飞的巴格达，一位索马里女婴诞生了，她的命运立刻牵动了很多人的心，也深深牵动着我的心。4月3日，我来到位于约伊边境距离鲁瓦西德不远的难民营，看望了这位刚刚到达不久的战火中诞生的小难民。
当我听说有这样一位不幸的母亲，在巴格达的战火中生下了自己的孩子，为了使自己的孩子远离战火，她又甘愿冒着危险长途跋涉600多公里，从巴格达来到了约旦境内时，我为母亲保护孩子的本能所感动，我为孩子的安危而担心，因此，我特意买了婴儿所需要的物品，从约旦首都安曼赶到了位于约伊边境地带的难民营，看望她们母女。
这所难民营建在距约旦边陲小镇鲁瓦西德不远的一片沙漠中，离约伊边境线只有60公里，当时难民营里一共有64个孩子，其中最小的婴儿就是刚刚出生8天的茵缇撒尔。通过层层关卡之后，我们才被允许进入难民营，但是在难民营工作的红新月会志愿者却拒绝我们采访，据说是为了孩子的健康和安全，孩子的母亲拒绝接受任何记者的采访。其实在出发之前我已经估计到了会碰钉子，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会这样。不过我早已有了准备，带去的婴儿奶粉、纸尿裤等用品一方面的确是为了给孩子使用，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把这些东西作为与婴儿见面的敲门砖。我诚恳地请工作人员转告婴儿的母亲，我是一名电视记者，但是我不仅仅是为了得到新闻而来，如果不同意的话，我可以不拍摄任何镜头，但我只想看一看这经过战火洗礼的孩子，带给她一点点我的祝福。经过我的再三恳求，她看出我的善良和诚意，另外也是出于对中国的好感，最终还是接受了我的采访，但是不允许电视拍摄，我只好尊重她的意见。不过当她切实感觉到我对她和婴儿的关心后，她允许我和婴儿拍了几张照片留念。
到达难民营时，正是当地时间下午两点多钟，虽然才是四月上旬，热带沙漠气候已经开始向人们显示出他的严酷，当一名红新月会的工作人员带我进入母婴居住的帐篷里时，立刻感一股热气扑面而来，帐篷里的温度高达40度左右由于空气不能流通而显得更加闷热。我四处打量了一下，这个帐篷并不大，里面却塞满了床垫、毛毯、衣服以及其他生活用品，显得十分拥挤。小女婴安静地躺在母亲的怀里，不哭也不闹，看起来十分娇小瘦弱。母亲向我讲述了她生产和逃离巴格达的经过。
女婴的父母都是索马里人，父亲的名字叫阿卜杜-阿卜杜拉，今年40岁了，早在二十年前，为了寻找更好的生活出路他就到了巴格达，在那里经营一家石油公司，收入还算不错。母亲名叫玛利亚，今年27岁，是四年前才到巴格达的。夫妇俩身边已经有了一个两岁半的儿子迈哈穆德，一家三口在巴格达的生活比较安定。自从有了第二次身孕之后，夫妇俩欣喜若狂，希望再有个女儿就更心满意足了。但是，战争却将这一切都打乱了。
自从开战之后，美英联军连续不断的轰炸使巴格达笼罩在浓烟烈火之中，快要临产的玛利亚陷入了惊恐不安，早在战争开始之前，她就犹豫着是否要离开巴格达，但是惟恐孩子会生在路上而打消了这个念头，没办法只好听从命运的安排了。母腹中的婴儿不会知道这个世界上发生了什么，硬是在战火中如期降生了。还好玛利亚在临产前战战兢兢地赶到了巴格达一所较好的医院，生产的时候医院大楼没有遭到轰炸。
父母给命大的女儿起了个名字叫茵缇撒尔，茵缇撒尔在阿拉伯语中的意思是胜利，父母之所以给她起了这样一个名字有两层意思，一是他们希望伊拉克人民能够在这场战争中取得胜利，二是在战火中顺利地生下女儿本身就是一个胜利，希望她能躲开战争的伤害，健康地成长。
茵缇撒尔的体重只有3公斤，望着瘦小的婴儿阿卜杜拉夫妇愁眉不展，战乱中如何能给孩子一个安定的生活？想逃离巴格达怕路途遥远不安全，不出逃的话又怕孩子在战火中遭受意外，犹豫再三后最终还是决定走为上策。阿卜杜拉放心不下好不容易经营多年的石油生意，只好由玛利亚独自带着儿子和小女婴踏上了十分危险又遥远的路途。
由于美英联军的猛烈轰炸，由巴格达通往约旦边境的一些路段被炸毁，玛利亚紧紧抱着出生才几天的婴儿，心惊胆战地穿越了漫漫死亡路，一路上受尽坎坷惊吓，最终安全到达了约旦境内的难民营。到达难民营之后，玛利亚与仍旧留在巴格达的丈夫彻底失去了联系，早在几天以前，约旦与巴格达之间的电话联络就中断了。玛利亚牵挂着战乱中的丈夫，阿卜杜拉当然也同样牵挂着逃往异乡柔弱的妻子儿女，但是他们却没有任何办法取得联系。
在难民营里，红新月会的志愿者虽然在生活和医疗方面给了玛利亚母女较好的照顾。但是一个出生才几天的弱小女婴，如何能适应难民营这样的居住条件？又如何适应白天酷热、夜晚寒冷、变化多端的沙漠气候呢？今天，小茵缇撒尔5岁了，她的命运直到现在都让我牵肠挂肚。
未完待续
正在读取最新的日志...
| 梁玉珍·CCTV驻埃及首席记者 |
| 姓名：埃眯娜 |
| 职业：记者 |
正在读取访问统计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