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讲一个非常有趣的场景：

一帮人见面了。甲：“你还有几年？”乙（愁苦状）：“刚来，3年哪！你呢？”甲（表情轻松）：“我已经过了一半了，还有1年多就可以回去了。” 丙：“咳，我都不去想这个问题了！”

——好友在给我复述这段见闻时，是笑得前仰后合：“这简直就是监狱的犯人们交流刑期长短的诉苦会嘛！”其实我也和好友一起听闻了这段对话，这些人并不是什么监狱服刑人员，而是似乎头顶光环的各中央媒体驻外记者。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这种自嘲般的揶揄流行在驻外人员之中。而我头一次感受到这种心态是在我驻德大使馆。当时大概是2005年4月，我刚到任不久，不知怎么就和一名外交官聊到了任期的问题，此公一脸轻松：“我还有3个月就刑满释放啰。”由于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这种自嘲，印象十分深刻。

有句话叫做“30年河东，30年河西”，用它来形容一般人对于驻外的心态的变化是再好不过的了：因为仅仅10余年前，“驻外”还只是职场骄子的特权。不过我在这里对于探讨其剧烈变化的原因并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这种心态背后的所谓“围城”情节和短期行为。

30年河东，30年河西——大概只有柏林墙才最有资格做此过江之叹！

短期行为是一个经济学的术语，就是说人们只顾眼前不管长远的做事方式。一想到短期行为这个拗口的术语，我总是情不自禁地联想到一位我非常尊敬的长者的喟叹：“我回去一定要奉劝其他父母，轻易不要把女孩子送到国外读书。”——当时这位长者刚从大西洋彼岸的一个发达国家看望了留学的孩子，路经德国。我也是深有同感：驻外也好、留学也好，其实都别有一番滋味的。

长者在这里提到其实是小留学生（高中未毕业或者高中一毕业就直接到海外读书的孩子）问题，精确地说，是小留学生的短期行为问题。什么样的短期行为呢？尖锐一些，对这些小孩子而言，尤其是对于小女生而言，海外的孤寂生活甚至使得男女如夫妻般的同居也成为一种生存的必需。原因很简单，海外留学，对于大部分小留学生而言，其实是大大的“居不易”的：一切都要靠自己打理，高昂的房租怎么应对？搬家时谁帮着扛沉重的行李？独自一人害怕时有谁来安慰？遇到难题时找谁解决？“二妹子要过河，哪个来背我嘛?” ——这些在平常环境下很难显出分量的问题，对于初到海外的小留学生而言，每一个问题都可以成为压垮骡子的最后一根稻草。于是一种本能的互助性的关系就在彼此还并不讨厌的男女间流行：同居——可以互相分担高昂的房租，可以彼此照应，男生可以为女生充当壮劳力，女生可以为男生调制热汤热饭；当然啦，自然还有种种生理、心理上的方便。——这种露水夫妻般的关系，这种认识就是为了将来理性分手的同居，似乎成为一种新的流行。（当然了，永远有令人感动的例外）

这是一个很多人还不太愿意接受的现实：为了解决一些具体的生活困难，一些小留学生们甚至愿意用身体来交换。我想称其为“短期行为”，似乎说得过去。（永远有人以“个性自由”、“自主选择”等现代的字眼来为这些现实辩护，那也是一种解释，但是我很难认可。）

孩子们也许真的无所谓，但是千辛万苦的家长们，省吃俭用攒钱供孩子们海外留学的父母们，能无所谓吗？我想没有人敢点头称是吧？但是我敢保证的是，就算家长们知道了这个情况，就算他们亲眼目睹到了别家孩子的经历，恐怕有机会，还是想把自家的孩子往海外送的。为什么？国内的人拼命想出来，出来的人很多想回去，这也是所谓的“围城”哪。

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家长走进国内某留学中介机构，“嗨，我的孩子想留学！”“打算去哪呢？”“我不知道，只要是外国就行，我为他准备着钱了！”——这个故事是我从驻德使馆教育处的外交官那里听来的。它显示的现实就是：送孩子海外留学，已经成为一名“称职的”中国家长无需思考的“信仰”。听到这个故事，我总有所触动：以往读国外评论，称中国人相当重视孩子的教育，那时没有切身的观察，体会不深。在柏林住了快两年了，目睹土耳其父母领着7、8岁顽童满大街谋生、做活，就是不让上学；再看看此地的华侨，纵使手中只有1分钱，也恨不地掰出5毫供孩子念书——这才真正体会到我中国人重视教育名副其实呀。家长们为孩子呕心沥血，认为哪里好就拼命往哪里送，这种舐犊之情，纵使盲目，但是也的确令人感动。家长们思考的是孩子一生发展的长远规划，但是遗憾的是，很多孩子到了海外，甚至是立刻就不可避免地陷入短期行为的怪圈之中。

我所说的“短期行为”，还有一个原因是从结果来看过程的。据我观察，很多小留学生，钱也花了，同也居了，整日价在中国人圈子里打转，最后往往落了个一事无成的结局：往往是不仅外语没练好，原有的一点汉语底子也生疏了，最后有血性的情愿赖在欧洲当老老学生，也不愿意回去；面子软的，落得个仓皇东逃的结局。最要命的是：不正常的生活导致了不正常的心理态势，冷漠而软弱，自负而猥琐，自大而自卑，这些矛盾的特性往往集中于一个孩子的身上。家长们何苦呢？我就亲眼目睹了两个留学的孩子不堪海外的莫名压力而中途辍学回国的，其中一个还被一个同胞老学生连偷带骗地弄走了大约1万欧元。——这就是相当海外小留学生的真面目。

其实也许这也是相当留学生的真面目。原本我以为自己的观察很片面，做法制节目出身的，习惯于从灰暗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但是闲来读书，读到季羡林的《留德十年》，才大致悟到，其实这也是古已有之的，不值得奇怪。季羡林先生从1935年到1945年在德国留学。现摘录原文如下：

“在没有出国以前，我虽然也知道留学生的泄气，然而终究对他们存着敬畏的观念，觉得他们终究有神圣的地方，尤其是德国留学生。然而现在自己也成了留学生了。在柏林看到不知道有多少中国留学生，每人手里提着照相机（那个年代的照相机相当于今天的奔驰跑车级别的奢侈品——笔者），一脸满不在乎的神气。谈话，不是怎样去跳舞，就是国内某某人作了科长了，某某作了司长了。不客气地说，我简直还没有看到一个像样‘人’。到今天我才真知道了留学生的真面目！”

当然了，古今的区别还是有的：老留学生官本位意识深重，念念不忘的是升官后发财；新一代留学生直奔主题：发财不必非要当官。然而共同点还是主要的：都是进了“城”的主。想出去吗？不知道，开弓没有回头箭。一个共同的心理基础就是：留学生涯是暂时的，很多事情也就是权宜之计，所以不必以常理度之，反正如过眼云烟，有些事情过后大家都会淡忘的。这种心态，不仅留学生有，而且驻外的外交官有，驻外其他机构的人员也有。上面提到的大家如同在押犯诉苦般的对话，其实就是这种过渡心态的折射。

我有时候感慨于这种漂泊过渡心态的莫名其妙，也曾和同事探讨过。终于在有一天得到了一个醍醐灌顶的讨论。那是我台驻欧洲其他国家的一名相当有想法的记者，他说，最近接待了中联部副部长率领的一个团，这位副部长专门请他们吃饭，席间专门讲到了驻外短期行为问题：你们不要以为驻外是暂时的，就不好好过日子，这样不行，要把每一天都当作如同在家乡一般地认真地过，把每一天都当作正常的日子过！话并不多，但是“城里人”（留学的、外交官、驻外其他机构等等）当有所感悟吧？那位同事钦佩地说：领导就是领导，水平就是不一般啊。这种表扬有点久违，但是“把每一天都当作正常的日子过”这句话所包含的阅历和智慧，值得深思。

　　再拽一个文：过江之叹。大约1600多年前，西晋败亡时一大帮权贵南渡长江建立了东晋。有一天，这帮人在江边饮酒聊天，天气很好，于是有人睹物思人，想到故国沦丧，就难免苍然泪下（人之常情是：看到美景往往联想到不如意的往事；这是否也是相反相承呢？）。这时候丞相王导“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海外生活其实并非总是艳阳天，而是泥沙俱下，挑战与机遇并存，关键是个人的生活态度：不仅要抓住良机，还要善于化不利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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