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前总理嘲笑陈水扁不过是跳梁小丑

欧美以复杂的心态注视着中国的发展

台独闹、老美笑，我不恼

——如何捍卫中国的核心利益

最近有一连串事件让我们很闹心：马上要开奥运会了，但是在中国台湾的陈水扁却要“加入联合国”；中国制造在美国先遭遇了“猫粮事件”，接着遭遇了上百万件玩具被强制召回的“玩具门”事件；在欧洲又发生了华晨的“碰撞门事件”（华晨汽车选择世界上最强大的汽车生产国德国作为自己企图打入欧洲市场的桥头堡，德国人买了他们两台车进行碰撞试验，结果显示：华晨的汽车在车速达到49公里时就较易发生车毁人亡惨剧）；德国不来梅市公开出售“XXXX China”的辱华体恤衫；等等。一向因经济飞速发展而自觉“风景这边独好”的国人，在这一系列“意外”的事件冲击下，似乎有些发懵：这些事件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国际社会不自觉甚至有意的在软性“遏制中国”？

对有关情况做出清醒的战略判断是肉食者的职责和义务。但是一如我等淳朴憨厚的老百姓该如何处之？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话题，但是我首先想到的是王朔的一句冷幽默：无知者无畏。

先说华晨的事情吧。华晨的汽车碰撞门事件，多少看起来很有一些悲剧主义的色彩：这是一场注定会遭遇挫折的挑战巨人赛——华晨进军欧洲汽车市场的第一站首选汽车业的巨无霸德国，这种挑战世界冠军的雄心的确让人倾服，但是这种无畏的牺牲精神又着实叫人扼腕叹息：是无畏还是无知？第一个吃螃蟹是一种光荣，但是这种光荣要建立在充分估计对手和自己的基础上的。我建议大家认认真真再学习学习“毛选”，毛主席他老人家在论述红军和国军打游击战的必要性时，一再强调：红军比之装备精良的国军，那是乞丐和龙王比宝，硬碰硬注定要头破血流的。但是有什么用呢？不光当时的“左”倾领袖不听劝告吃了苦头，而且在事隔几十年后不是还有人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了吗？

在备显荣光的礼遇中，其实是刀光剑影

再说台湾，我总觉得我们拿陈水扁太当一回事了。陈水扁已经是过气的政治演员了，在美国政界就享有“Trouble-maker”之称的名声。美国人需要一个善于给大陆制造麻烦的小兄弟，所以经常拍拍阿扁的小脑袋，赞许他捣乱有功。但是我们为什么要把阿扁看得如此严重呢？看看大学生义愤填膺的网络帖子，我常常是惊出一身冷汗：怎么现在的年轻人都有点战争狂人的劲头呢？　在这个问题上，大家都学学施密特吧——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在一次接受新华社德国分社的采访时，先给对方提了3个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待陈水扁？然后这位给被害犹太人纪念碑下跪的总理自问自答说：中国真正的对手是Ｍ国，陈水扁不过是一跳梁小丑而已，为什么我们要把他看得这么严重，抬得这么高呢？

　　这两个案例都在说明同一个事情：应该如何看待自己的发展程度和核心利益？我觉得国际社会上有一股企图捧杀中国的暗流。举个例子：德国最近接二连三的发布有关中国的“好消息”：预计中国的GDP将在2008年赶超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德国的《图片报》最近更报道，中国还预计将于2008年取代德国成为全球最大出口国；等等。这些“好消息”着实让我们大家高兴了好一阵，国内有很多媒体也着实地炒作了一把。但是真实情况如何呢？我觉得杨洁篪在今年亚欧外长会议上的一番议论足以说明中国的实力其实并不如大家所宣传得那么令人振奋（有关杨洁篪的内容，见本人的博客）。中国领导人在国际场合喜欢讲“平均论”：中国的总数大，但是人口也多，这就有两方面的作用：任何微小的发展，乘以13亿中国人，那就是令人眼花缭乱的成就；但是任何巨大的发展，除以13亿，那也只能变成微不足道的东西。最近一名以色列学者Azar Gat 在自己一篇题为《威权大国的回归》（Azar Gat的文章发表在纽约出版的国际权威政治杂志《外交事务》2007年 6-7月号上）一文中，也明确提出：“众所周知，单纯的GDP并不足以衡量一国的实力，仅以此来衡量中国的上升那是严重的误导。” ——我想起这位教授是因为昨天刚好在凤凰卫视的节目中看到了对这篇文章的讨论，节目以“新的两个世界”为由头。受此启发，我想起了另外一组搭配：“新的三个世界”和“新的两种制度”，以此来概括当今世界的国际政治新格局，似乎还比较管用。

我说的“新的三个世界”理论，是指巴黎国际关系研究所的Moisi的观点：当今世界已经被文明的冲突分割成3个世界了——处于发展瓶颈期的欧美，他们因为自身发展的停滞以及正受到其他文明或者威胁或者超越的局面而正陷入恐惧之中；由于原教旨主义而受到欧美严重打压的伊斯兰世界，他们和基督教文明正在发生正面的冲突，一种因为落后而受辱的屈辱感统治着伊斯兰民众的心灵；亚洲，确切地说是以中国为主的儒家文明，却因为欧美和伊斯兰的冲突而享受着经济飞速发展的好处，中国是一个充满了希望的地方。

Azar Gat的“两种体制”理论，承袭“冷战”期间美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和前苏联所代表的计划经济，这两种社会制度之间剧烈竞争的思路，认为目前也出现了两种制度激烈竞争的新局面：东亚的资本主义权威经济体制，已经取代原来的苏东计划经济体制，进而和欧美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展开着激烈的竞争。Azar Gat还认为：由于欧美自由主义经济体制的低效率，东亚的资本主义权威经济体制已经成为很多非洲、拉美国家的模仿对象。换句话说，中国的经济成就，已经具有制度输出进而深刻影响世界发展态势的潜在实力了。所以，Azar Gat说：“单纯的GDP并不足以衡量一国的实力，仅以此来衡量中国的上升那是严重的误导。”我觉得他的意思并非是为中国辩解，而是提醒大家要更加关注中国经验对于西方文明的“致命威胁”。

把“新的三个世界”和“新的两种制度”理论迭加起来，我们就会有一个一目了然的洞察：在西方看来，中国不仅是美国所倡导的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获益者，而且还是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冲突的受益者，又着实让美欧惊心动魄的是中国的威权主义市场经济还对美欧的制度构成了一种可以取而代之的文明威胁。所以Azar Gat说：在面临极端伊斯兰的恐怖主义威胁和受到威权市场经济的挑战中，后者对于西方才是最致命的。——也就是说，西方在经验上和理论上已经面临完成把中国构造为新的在经济上、政治上乃至意识形态上全面对手的进程。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因为中国和西方比，恐怕连乞丐和龙王比都不如。但是我们却正在逐步进入一个更加险恶的国际环境：欧美自己发展不如意，有心拉中国下水。欧美的招式是明明白白地摆在那儿的，并不是阴招，用兵家术语来讲，就是“骄兵之计”。我觉得似乎欧美的政策制定者一定读过司马光的文章： “由简入奢易，由奢返简难”——你有了点钱，有了点实力，还喜欢显摆，那好，我就让你舒服，请你来显摆——其招式其实很明显而且也一以贯之：提升中国的发展级别，要求中国尽量以发达国家的身份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这是很有诱惑人的：当中国民众徜徉于世界旅游名胜之所，享受着欧美人以发达国家国民呼之的待遇，炫耀着恐怕连最富裕的国家也不敢想象的“不求最好但求最贵”消费档次，那种扬眉吐气的诱惑，谁能抵挡？

这种压抑已久的暴发性民间消费心态，反映到国际政治争端中，其民间的政治心理往往就是一触即发、一触即怒：软弱者专找最强悍的较真，强悍者一有争端立刻就走极端，恨不得立马抄其家灭其门。那天在网上看到一段文字, 说：中国的真正的危险存在于中国民众中正在发酵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中，似乎有道理。

（07年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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