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的第一场雪和新的“三个世界”

2007年1月24日抵达达沃斯，终于见到了久违的雪花，大片大片地从天而降，天地顿时笼罩在一片银色之中。这个冬天太温暖，以往再寻常不过的雪花成了欧洲人久盼不来的心痛：叫嚷了整个2006年冬季的“暖冬”，终于可以获得稍微降温的冰凉。整个西欧都将记住，1月24日，迎来了2007年的第一场雪。

欧洲下雪，跟中国人有什么关系？

“中国对欧洲的暖冬要负责任”，这是柏林一位出租车司机的原话。还是2006年12月中旬，我打车去德国电视二台（ZDF）传节目。司机得知我来自中国，就冲我来劲了：“整个冬天都没有下雪，愉快吧？”我刚开始还没有反应过来，“噢，没有雪花的冬天，很没有意思。”“噢，那你们中国人还不采取措施？”我这时听出一些火药味来，也上了火：“欧洲不下雪，干我们什么事?”“你们消耗了那么多的能源，排放了那么多的废气，暖冬就是你们造成的！”我心想，出租司机毕竟是普通百姓，还是要耐心解释，“中国人有权利发展自己的经济吧？中国人有权利要求吃饱肚子吧？至于消耗能源，有发展就必须消耗，我们也在想办法啊！”出租司机一脸不屑：“印度，印度也在发展经济，为什么印度没有消耗那么多的能源？”我有些生气：“你去过印度吗？你知道印度的绝对贫困是什么概念吗？你总不是为了你们自己的好日子，就让中国人再次挨饿吧？”

这种争论一般没有结果，并且随着我到达ZDF而结束。欧洲不下雪，归罪于中国的发展，这已经不是一种简单的怨气，而是欧洲官民、舆论几乎一致的看法。这几天达沃斯经济论坛年会，暖冬成为一个热点话题，BBC、CNN等西方媒体，一个劲地批评中国环保不力，大有不批倒、批臭誓不罢休的架势。欧美媒体的合唱，其实并不是单纯的就事论事，根据笔者的亲身体验，在看似有理的叫嚣声中，潜藏着欧美内心巨大的焦虑和恐惧：欧美尤其是欧洲，面临亚洲尤其是中国强劲的经济发展势头，感到了莫大的压力和失落，一种优越地位正在丧失的焦虑，导致了一种夹杂着嫉妒与无可奈何的偏见。

来自巴黎国际关系研究所的Dominique Moiesi 准确地表达了整个欧美的这种复杂心态。Dominique Moiesi 是巴黎国际关系研究所的高级顾问，他在2007年第一期《外交事务》（美国的著名外交学术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激情的冲突：恐惧、屈辱、希望和世界新秩序》。

多米尼克根据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认为基于西方基督教文明、穆斯林的伊斯兰文明和亚洲的佛教、儒教之间的互动磨合，仍然是冷战后世界冲突的基本格局。但是和亨廷顿不同的是，他认为文明的冲突已经把这个世界分裂为基于不同情感的三个世界：在恐惧支配下的西方世界、在屈辱感支配下的穆斯林阿拉伯世界和一个充满希望的亚洲。

恐惧是目前西方世界的基本情感。恐惧主要来源于以下四个事实：第一，欧洲富国惊恐地发现自己正在被南方的穷国一步一步拖入贫困的深渊。这其实是多米尼克对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的表述：南北差距的扩大，已经开始在直接威胁富国的利益了，“最近在摩洛哥，几个想进入一家西班牙富豪庄园而被电击致死的非洲人，使人们回想起不久以前那些因为想投奔西德而被射杀的东德士兵… 所不同的是，今天那些非洲人是因为他们想逃避绝对贫困的命运而被猎杀的。”第二，欧洲人对伊斯兰势力感到极大的恐惧，担心欧洲大陆最终被演变成“欧拉伯”(“Eurabia”——这是多米尼克自己拆解“Europe”和“Arabia”而发明的一个新词)。第三种恐惧则来自于经济上被人超越的潜在趋势。“欧洲人被笼罩在巨大的恐惧之中——担心欧洲最终会变成一个现代的、如同威尼斯一般的巨大的博物馆，只能吸引游客和退休的人，不再是创造力和影响力的中心。”最后，欧洲人还生活在被外来势力统治的恐惧之下，这种外来势力或者是美国或者是欧盟。这些恐惧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达：欧洲人甚至已经感到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

美国的情况也差不多。但是这种相同的恐惧，在欧洲和美国造成了不同的反应。欧洲表现为一种逃避主义和苟安心态，民族主义的重新兴起以及欧盟宪法的受阻，就是这种恐惧心态的直接反映。美国则变现为咄咄逼人的进攻姿态，击垮塔利班，绞杀萨达姆，实际上一连消灭了两个国家。但是这种咄咄逼人的态势触动了很多人的奶酪，使得美国四面树敌，甚至连欧洲都不买它的账。

屈辱感是困扰阿拉伯世界的主要情感。在阿拉伯人看来，纳粹对以色列人的大屠杀，正是基督教文明的“邪恶”本质的极端表现。但是，欧洲人造的孽，其后果却要由阿拉伯世界来承担：以色列的建立是在驱逐原本居住在中东的阿拉伯人基础上实现的。“西方基督教残杀犹太人的野蛮行径，却要不公平地由东方阿拉伯世界来补偿。”但是和分离西方的恐惧感所不同的是，这种屈辱感是团结阿拉伯世界的重要因素，并构成了目前伊斯兰极端主义的主要根源，成为趋势极端势力反西方的主要原因。

亚洲是唯一充满希望的地方。中国的经济发展尤其瞩目。2005年6月在伦敦皇家艺术学院举办的“中国1662--1795：三位皇帝”展览，集中反映了中国人的心理，“该展览的核心是一幅巨大的18世纪的欧洲风格的图画，画面的内容是外国的使节朝觐中国的皇帝。” 印度在现代历史上也是第一次以一个独立和重要的力量登上国际舞台，“印度的精英甚至比中国还要骄傲和自信”。但是多米尼克指出，亚洲过去的仇敌之间的能否像欧洲一样实现和解，这是影响亚洲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

多米尼克把全球区分为恐惧、屈辱和希望三个世界，不由自主地使人联想到“三个世界”的国际政治理论，所以我把多米尼克的理论称为“新三个世界”理论。

在多米尼克的三个世界中，恐惧、屈辱和希望这三种情感区之间充满了斗争和矛盾：欧美在恐惧中被分裂；阿拉伯在屈辱中走上极端主义的对西方世界的复仇之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就是西方和伊斯兰冲突的微缩景观；只有亚洲在经济发展的乐观景象中充满了希望。但是多米尼克多少有些酸溜溜地指出，西方和伊斯兰世界的冲突导致了西方普遍的恐惧，但是亚洲却在这种冲突中获得了发展的空间和活力。“在被恐惧主导的力量和被屈辱主导的力量之间的冲突中获利的，正是充满希望的旁观者，它因此可以集中精力为自己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

多米尼克的酸味，在欧洲2006的暖冬中不断发酵，居然在2007西欧的第一场雪中，发酵成了要中国为暖冬负责的雪片，纷纷扬扬地降落在一个被恐惧控制的古老大陆上。于是另外一个同样古老的文明遭到了武断的指责。“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作为中国人，其实用不着愤慨。因为不妨换一个角度思考问题：无论是谁，一旦亲眼目睹自己的强者地位正在被无可奈何地遭到撼动，这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惆怅，还是要允许人家发泄一二的。欧罗巴一直是一朵人类文明的艳丽花朵，纵使英雄末路（况且是否末路，还很引人争议），也当存三分侠气，保全对手几分体面。是为大侠乎？（2007-0129 Athen）

（引文均出自Dominique Moiesi,《激情的冲突：恐惧、屈辱、希望和世界新秩序》，载《外交事务》，纽约，2007年第一期，P8，P9,P10, P11,P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