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从日本运来的225个纸箱子，摆满了清华大学历史系地下一层的楼道。地下一层是资料室所在地，最近，一个专用房间被清理出来，里面码放了44个一米多高的铁皮书柜。那225个纸箱子里的6000多册日文图书，今后将填满所有柜子。
“这是一个学者在40年学术生涯中，一本一本地买，积累起来的藏书。现在一本没剩，全拿来了。”历史系副教授刘晓峰博士说。藏书的学者是已故日本京都大学教授镰田元一，刘晓峰在日本攻读博士学位的导师。京都大学在日本的地位相当于中国的北京大学，其文、史、哲研究代表了国家的最高水平。镰田元一教授生前任日本史系主任，是日本史研究的著名学者。他去年因癌症病故后，一百多位日本史研究学者联合撰写了一本纪念论文集，其学术威望可见一斑。
刘晓峰2000年拿到博士学位后回清华大学教日本历史。2005年去日本拜访自己的导师时，他感慨在中国研究日本史之不易，缺乏日文资料是主要障碍。当时镰田元一表示，学者最忌讳的事情是死后藏书散了，因为这些书都是按照一定的研究思路慢慢配齐的。如果能有一个学术机构完整保存这些藏书，供后人研究使用，对于学者来说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不久，镰田元一患癌症，病逝时才过花甲之年。
2002年，镰田元一教授的著作《律令公民制之研究》获得被视为日本史学方面最高荣誉的角川源义奖。
镰田元一的6000多册藏书折合成人民币大概145万元，YKK中国集团捐助了20万元运费。但是明码标价并不能完全体现这批图书的学术价值。一些重要的基础性藏书是日本学术界横跨几十年累积整理出版的重要资料，具有永久的保存和利用价值。在日本史方面，藏书涵盖了战后日本古代史研究方向的几乎所有主要研究成就。还有一点值得称道，虽然镰田教授生前有意将图书捐献，但是并没有留下明文遗嘱。他过世后，妻子和学术同行共同决定将书捐给中国，因此捐书是日本学者的集体行为。在3月27日清华大学的捐赠仪式上，镰田元一的夫人镰田百合女士说，她真诚希望这批图书能帮助清华大学更好地了解和研究日本的文化和历史，并促进日中友好。
刘晓峰将这件事解读为日本民间对中国的善意。然而，他同时指出，中日民间的敌意不容忽视。比如这批书运到天津后，被海关扣了半个月，因为书单上有不少“支那”和“日清战争”的字眼。早年的日文书称中国为“支那”，日本人至今将中日甲午战争称为日清战争。刘晓峰为了把所有图书运回清华，特意跑了一趟天津海关。跟海关的接触中，他感觉中国人脑子里有一根弦绷得太紧了。“我们因为他们跟我们不一样，才要把他们的东西拿过来。目的是了解未知，把握对方。历史就是历史，不能按照今天的需要全改过来。改过来就不是历史了。原来的史料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批判是另一回事。”
日本民间对中国的敌意也很大。1月底，日本共同社率先播发快讯——“千叶县一家人食用中国产冷冻饺子后中毒”。此后一个多月，日本主流媒体不但对“毒饺子”进行了铺天盖地的报道，而且指责中国出口日本的其他农产品农药残留超标，并对北京奥运会期间的食品安全提出质疑。然而时至今日，没有任何一个权威机构可以出具中国出口食品不符合质量标准的鉴定结果。在这件事情不了了之之际，日本媒体凭借猜测大加炒作的不负责任态度再次让中国百姓失望，并影响了两国政治关系。尽管日中两国外长都在2月底和3月初表示饺子事件不会影响既定的国事访问，但是根据《日本时报》4月7日的报道，正是由于饺子事件的恶劣影响，胡锦涛原定于4月初访问日本的计划推迟到5月6日。
仔细看日本
如果说“捐书”和“运书”是善意，那么“毒饺子”和“扣书”表现出根深蒂固的敌意，两者之间缺了什么呢？“日本离我们很紧，但是我们很少仔细去看看日本。有人天天喊，有打到日本的，有中日友好的。但是谁真正地把对方的东西好好地做个分析？这方面，我们做的不够。”刘晓峰说。他认为，与日本对中国的研究相比，中国对日本的研究落后了。不仅如此，就是对中国的研究上，日本学界也在某些领域领先于中国。比如唐令研究，日本就走在了中国的前面。
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在唐朝发展到高峰，唐朝的法典由律、令、格、式等形式组成，多达百卷，有六七千个条文，对后世影响重大。特别是“令”，规定了国家各方面的制度，指导和规范着政治、经济、社会等各领域活动的有序展开。随着时间的推移，除了“律”还能看得到，令、格、式在元明以后就废弃了、失传了。7世纪，日本大化革新时，制定的法律基本上沿袭于唐代的律令，并在日本有效施行200多年，后来大部分条文也失散了。从1904年开始，日本学者中田熏先生开始研究“唐令”，试图将其复原。他的工作没有做完，便交给了自己的学生、学生的学生。四代日本学者历经100多年努力，先后在1933年和1997年，出版了《唐令拾遗》、《唐令拾遗补》等多部著作。
“直到今天，我们的唐令研究，也不敢说比日本人先进多少。我看到《唐令拾遗补》的时候，心里特别不是滋味。我们中国人讲汉唐啊！你自己最重要朝代的国家制度，最好的研究在人家那！历史研究就是这样，重要的东西人家做出来，你绕不过去。”刘晓峰感慨地说。2006年底，我国学者整理出版了《天圣令》，使“唐令”研究上了一个新的高度。这本著作招来了不少日韩学者，回忆起带着日本学者买书的情景，刘晓峰感到十分高兴。
学术研究并非象牙塔中不食人间烟火之物。历史证明，日本学者基于学术研究做出的对外政策判断要比政策制定者更有远见。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日本关东军作战参谋石原莞尔为了解决“满蒙问题”，特意向京都大学教授内藤湖南博士请教。内藤湖南一生9次来华，前后跨越35年。1907年进入学界之前，他就以一个“中国通”的记者形象活跃在明治中、晚期的政界和文坛上。进入京都大学执教后，内藤走上了研究、探索中国历史、文化的学术道路，进而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中国史大家。在与石原莞尔的对话中，内藤湖南明确地说，“满蒙”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中国在根本上不可能被日本征服。石原莞尔认为内藤湖南的话是一派书生之论，不久便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历史证明，内藤湖南是正确的。
内藤湖南
日本的民族性
日本是中国的近邻。论面积，日本没有河南省大；论人口，不及中国的1/10。但是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比中国多75%，常年跟在美国身后稳坐世界经济第二的位置，人均GDP更是中国的18倍。日本凭什么？
促成6000册日文图书落户清华的刘晓峰，在日本学习生活了10年。这个问题一直是他研究日本的最大动力。最近几年，他在清华大学开设日本民族性的课程，探讨日本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解读中日两个民族的不同。刘晓峰认为，日本学校教育中存在的“欺负弱者问题”是日本的民族性的表现，而中日两个民族的不同可以从青少年如何对待被欺负的方式上看出来：中国孩子受了欺负告老师，而日本孩子宁可忍受欺负也不会找老师。
日本每年都有被欺负得自杀的少年儿童。2006年底，日本出现了一系列中小学生自杀事件。国际舆论在震惊之余，不约而同地关注自杀现象背后的文化和社会因素。2006年11月初，文部科学大臣伊吹文明收到一封匿名自杀预告信。由于无法找到写信的中学生，伊吹文明决定发表电视讲话，劝说这名中学生放弃轻生之念。然而1０天内，又有17封信陆续寄到文部科学省。这些自杀预告书的共同内容是校园暴力、同学欺负、老师漠视、不堪忍受、一死了之。这期间，6名10余岁的学生自杀身亡，既有因为被嘲笑矮小而跳楼的12岁女生，也有被勒索两万日元而上吊的14岁男生。曾在日本生活多年的美国广播公司（ABC）驻亚洲首席记者Mark Litke就这一事件写过一篇文章，题为《日本的剧痛——受欺负的孩子自杀》。文章指出，欺负弱小是日本的现实，在校园中造成的祸患历史悠久。强迫学生服从集体的压力更是享有盛名，而自杀在日人本人心目中是解决纠纷的荣耀之举。
日本青少年受欺负，为什么不找老师和家长寻求解决办法？老师和家长明知孩子受罪为什么不干涉？刘晓峰的解读是日本人的集体意识。日本人最怕的，是被集体抛弃。一旦被抛弃，生不如死。日本人从小就有强烈的群体和伙伴意识，宁可呆在集体中忍受，也不愿远超越伙伴的层次去找老师解决问题。对于老师和家长来说，维系集体意识十分重要，他们也是在这样的群体中成长起来的。
刘晓峰认为，欺负弱者和集体意识是日本民族性的体现。“这是一种行为规范，欺负人的有高人一等的观念，被欺负的仍然被承认为集体的一员。这个关系能从小一直维持到走向社会。成年以后，受欺负的即使取得了成就，在新的集体中不再受欺负了，一旦回到老集体，该受欺负还是受欺负，他还觉得挺幸福。这里潜藏了一种日本社会结构的组织原则和思维定式，一种等级意识。比如日语就用浓厚的等级意识，对上、对下、对平辈的话，同一个意思说法全不一样。”
青少年自杀和相扑部屋暴力事件，呈现出日本民族性的基本特点。了解日本社会和传统中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准则，有助于中国把握这个强大近邻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日本研究室副研究员廉德瑰，曾经阐述日本民族性与日本战略文化的关系。他以日本人推崇的“和”为切入口指出，“和”不一定是平等的，但却是有序的。“和”赋予强者以权威并助长了“欺负弱者”的现象，它不同于中国以家族或血缘为纽带的传统文化，是集体中等级的和谐。等级观念派生出日本民族性格中的另一个基本特征，位置意识。“上位者”对“下位者”的傲慢、欺压和控制，当然不排除呵护、提拔与照顾；“下位者”对“上位者”的谦虚、服从和顺从。如果位置意识发生改变，也会出现“下克上”与桀骜不驯的情况。廉德瑰认为，日本人总是不断地判断着位置的变化，以便迅速调整自己的角色。一旦他们发现自己与对方的位置关系发生了变化，就会理所当然地成为上位者或者逆来顺受地成为下位者，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日本总是“与强者结盟”。一个世纪以来，从“日英同盟”到“德意日轴心”，再到战后的“日美同盟”，都证明了这一点。美国在二战前被某些日本人称为“畜生”，但战后一夜之间“畜生”变成了“盟友”。心态调整之迅速且顺利，让其他民族瞠目结舌，但在日本人那里，一切顺理成章。
那么，推动中日关系向良性发展的力量何在呢？根本答案是中国的发展和进步。
中国需要日本朋友
与中国相比，近现代的日本一直走在前面，它有很多优点和经验值得中国学习借鉴。比如日本的秩序井然，不仅表现在大街上，更扎根于国民的头脑中。1945年，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在海外的日本侨民中造成极大恐慌。1972年出任首相的田中角荣当时在中国，他搭乘运输妇女和儿童的第一艘船回国。从京都上岸后，他发现尽管祖国遭到如此巨大的战争创伤，电车仍然正点运行。正是这份秩序井然让田中角荣觉得日本一定能爬起来。1995年，神户发生里氏7 .3级大地震，6400余人死亡。震后尽管缺吃少喝，但是没有发生任何哄抢商店、餐馆的事件。发放食物时，饥渴的灾民不但自觉排队，而且礼让老弱病残。而救灾衣物就堆在路边无人看管，供灾民各取所需。日本人在灾难前再次以自律将秩序奉若神明。
1972年9月28日，周总理和田中角荣举杯庆祝中日建交
哪来的这份秩序井然？“团体意识。在这种时候，你做出有悖团体的事情，就有被排斥的危险。大家不自觉地按照秩序，朝一个方向行动。这个力量很大。中国人，如果想让大家都按照一个国家制定的法律条文来行动，那不是十年、二十年的事情。但是，中国总有一天能走到那步。”刘晓峰说。
日本的一些文化建设成果也值得中国吸收。比如最近几年中国兴起的非物质遗产保护工作，日本已经进行半个世纪了。还有日本房地产泡沫经济的教训，同样值得眼下的中国仔细借鉴。另外，最近几年，中国民间对日的民族情绪中表现出一种倾向，日本还是侵略中国时的日本。其实战后60多年的日本被美欧思想几番冲击，开放得连整个国家体制都是被美国改造过，跟战前的日本相比，变化很大。这就要求中国更加深入地了解日本。同时，与邻为伴是中国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与许多西方国家结成了战略伙伴关系，但是能够在文化上认同中国的还是周边国家。一旦中国强大了，想有所作为，没有朋友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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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京都大学的6000册书
《南风窗 》2008年第10期
http://www.nfcmag.com/view-795.html
发表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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