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不是大病的大问题

被高估的疾病

11月20日，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发布了《2007年艾滋病疫情更新》，最新的全球感染者和病人总数是3320万，比去年少了630万人。据UNAIDS解释，疫情监测水平提高是估计值大幅度减少的原因。也就是说，缩水16%的数值更接近实际情况。11月29日，UNAIDS、世界卫生组织(WHO)和我国卫生部联合发布，中国现存感染者和病人约70万人，疫情处于总体低流行、特定人群和局部地区高流行态势。什么叫总体低流行？拿印度做个比较，在这个人口规模与我国大致相当的亚洲国家，感染者加病人有250万。中国比印度多3亿人，患者却少了70%还多。

再跟其他传染病对比一下，艾滋病真是小巫见大巫。浏览卫生部网站最近的法定传染病疫情报告，艾滋病的发病数量也就是肺结核和肝炎一个小零头，前者每月报告六、七百例、后两者均为十几万例。当然，肺结核和肝炎的治愈率高。但是，即使从死亡病例的绝对数量上看，艾滋病也与其他传染病相差甚远。2006年，艾滋病的死亡人数也就是狂犬病和肺结核的40%左右。如果我们把目光转移到非传染病领域，艾滋病就更不可怕了。70年代、90年代和本世纪初，我国每年死于癌症的人数分别为70万、117万和150万，2006年达到了300万。专家预计，癌症死亡人数将在2020年超过400万。在我国，癌症是第一杀手，而且形势愈演愈烈。

艾滋病呢？5年前，UNAIDS发布了轰动世界的报告《艾滋病：中国的巨大威胁》。报告指出，中国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在80万和150万之间，如不加控制，2010年的数字将达到1000万。现在看来，当时估计的水分大了。从数据上看，艾滋病在中国不是大病。中国人尚不能体会南部非洲艾滋病肆虐的种种恶果，那里集中了全世界2/3的感染者，是名副其实的重灾区。劳动力丧失、经济发展受挫、家庭破裂、军队战斗力削弱、贫困和疾病恶性循环，这些触目惊心的现实让艾滋病成为无法忽视的公共健康和国家安全威胁。

70万感染者，这个数字在中国人口总量中十分渺小。但是这70万人中有50万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感染，而且性传播逐渐成为主要传播途径，这些因素都可能使艾滋病从高流行的特定人群和局部地区向低流行的一般人群扩散。为了避免非洲重灾区悲剧的重演，我们应该深思个人、社会、政府面临全世界公共健康危机时的价值取向，以便充分汲取经验教训。套用UNAIDS执行主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彼得·皮澳特的口号：要么现在行动，要么日后付出代价（act now, or pay later）。

挽救生命需要正视人类的非理性行为

管不好自己是艾滋病肆虐的根本原因。艾滋病是行为疾病，完全可以预防。消灭不安全性行为和注射吸毒，它就无法传播，而疫情不断蔓延就是欲望和无知战胜理智和科学的残酷现实。在过去的一年中，全世界每天死亡艾滋病患者5700人，新增感染者6800人。WHO中国艾滋病工作组组长、泰国专家威瓦特（Wiwat Rojanapithayakorn）曾掰着手指头对笔者讲起防控艾滋病如何由简单变得复杂：“先说性传播，没有性行为就没有艾滋病。简单吧？不可能。那么就一人一个性伴侣，讲忠诚，这也难。性工作，在决大多数国家非法。可你去问问，在多少人的脑子里是合法的！再说毒品，那可是桩世界性的大买卖，有需求就有供给！”威瓦特摆摆手，“没那么简单。”

就艾滋病预防来说，承认现实是挽救生命的前提，而现实中包括欲望中的非理性和无知。在娱乐场所发放安全套、用美沙酮替代毒品、为瘾君子提供清洁针头虽然是“两害取其轻”权宜之计，但是它们毕竟能够实实在在地挽救生命。在青少年中宣传安全性行为也并不意味着鼓励性行为，而是在性活跃的人群中提倡对自己、对朋友、对家庭、对社会负责任的道德意识。但是，正如一些防艾人士所言“我们只能把安全套送到卧室门口，用不用我们管不了。” 在敏感的性的问题上，道德、宗教、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都有发言权。

譬如，美国政府。小布什上台以来，保守党政府大幅增加了对欠发达国家艾滋病防治的援助，但是预防资金要重点用于倡导禁欲和配偶间忠诚。美国援助的安全套只能发放给妓女、卡车司机、士兵和一方感染的夫妻。这无异于将迫切的实际需要道德化，并导致大众对安全套产生歧视和羞辱感。有人不禁要问，禁欲和对配偶忠诚当然可以杜绝艾滋病，但这和呆在家里避免交通事故有什么区别呢？宗教同样妨碍安全套的推广。面对日益蔓延的疫情，天主教梵蒂冈教廷直到最近才考虑对安全套解禁。而在穆斯林国家，公开推广安全套仍然犯忌。

安全套推广中的问题折射出对疾病和病人的歧视，而现实中的歧视后患无穷，它会成为预防和治疗的巨大障碍。最近，联合国系统驻华协调代表马和励撰文指出，歧视会限制艾滋病预防措施发挥作用。譬如，艾滋病病毒检测是重要的预防措施，因为一个不知道自己感染病毒的人将把病毒传播给更多的人，而且歧视会让很多人放弃检测。马和励指出，这导致了中国至少50万感染者不知道自己的实际情况。也就是说，中国70万的感染群体中有70%以上不知道自己是感染者。即使知道，对疾病的道德判断和恐惧也会推迟它们的求治时间并影响治疗效果。

保护合法利益的制度安排应该体现人文关怀

艾滋病还反应出南北世界的发展鸿沟。笔者曾与一位瑞典记者聊起了欧洲的艾滋病。在她看来，可怕的艾滋病早已过去，艾滋病和一般的慢性病区别不大。她记得十多年前，瑞典大街上有这么一个广告，上面用大字写着：“过来看看艾滋病人的模样！”等你走近了，原来是一面镜子。十多年国去了，艾滋病在欧洲的杀伤力减小了很多。一来，预防开展得早，大家都知道如何防范，二来，即使感染也有药物治疗。只要坚持服药，抵抗力就可以维持在和一般人样的正常水平，同样可以拥有自己的事业和生活。这个瑞典记者的观点得到了UNAIDS《2007年艾滋病疫情更新》的证实。在北美和欧洲，由于治疗药物的普遍使用，艾滋病患者死亡人数相对较小，而感染者的生命得以延长。

但是在欠发达和发展中地区，艾滋病仍然是意味着死亡。2007年，全世界艾滋病死亡总数的3/4出现在撒哈拉南部非洲，这个数字说明该地区药品短缺程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里茨曾撰文指出，专利药品的高昂价格是制药厂商研发新药的保障，但是制药企业的营销投资大大多于科研经费，而科研经费大多投向市场前景好的的“生活药”上，比如治疗脱发和性功能障碍的产品。这种追求利润的经济行为忽略了药品的社会价值，导致发展中国家急需的“救命药”不但研发投资甚少，而且市场价格举高不下。

仿制药可以大大降低药品价格。以抗病毒药的某种鸡尾酒配方为例，专利药一年的价格是1万美元，仿制药只要90美元。但是，仿制药让患者受惠的同时却造成了发达与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纠纷。以拥有50多万感染者的泰国为例，去年年底，泰国政府颁布强制许可证，允许国内企业生产抗艾滋病病毒仿制药。尽管作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泰国有权利在本国遭遇公共健康危机时颁布强制许可证，仿造专利药。但是，此举令美国制药企业失去了谋取暴利的机会，并引起了两国政府间的贸易纠纷。纠纷实际上反应出私有企业与公共健康发生利益冲突时，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是否需要体现道德底线和人文关怀的问题。回答应该是肯定的，因为生命是最重要的，人权优先。而当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权的行为侵害了发达国家的企业利益时，实践中的阻碍仍然很大。最近，我国立法机构最近也通过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强制许可制度成为手中剑。我国的艾滋病防治工作是否将遭遇类似困难，都是值得早做打算的问题。

艾滋病是新疾病，历史不到30年。我们不妨再看看重灾区的情况，那里的艾滋病已经成为国际安全问题，对国家的人口素质、劳动力数量、国民经济和政局稳定都造成了现实冲击。军队中的战斗力和士气下降，更直接地让疾病成为切实的国家安全问题。今天问题不大的中国，明天会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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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2007-12-4

http://www.huanqiu.com/www/69/2007-12/3187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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