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三日

上海从来都不缺关注，最近一次，是李安的《色戒》让人们开始学习这座城市在三十年代的历史。

上海人也永远是骄傲的，上海人都会对你说：上海的高度是金茂大厦，上海的速度是磁悬浮。

的确，一座城市的发展带给人的感受全方位的，包括房价。

又一次来到上海，是因为社会与法频道12.4法制宣传日的特别节目。全频道所有的主持人都撒出去了，8个小分队，8座城市，8个领域，主题是“法律服务你”。

我所在的小分队被分配到了上海，同行的队员有易中天教授和我的两个同事李大通、汪鹏。很有幸，倒不是因为上海，而是因为我们这支小分队的任务——调查进城务工人员（也就是农民工）子女在上海的受教育状况。

印象中，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是个复杂的社会问题，不是教育部门一家说了算的，从根儿上能追溯到建国初期建立的城乡二元体制，面上又涉及城市的规划、城建、财政、教育、公安、城管等许多部门。春节晚会上的诗朗诵《心里话》把主持人都说哭了，农民工子女的处境可见一斑。冷静下来想一想，生活的困境有多少是制度安排下的尴尬，又有多少是个人选择的无奈？到上海出差三天，我有了一些基本的了解。

11月11号，星期日，第一天

我们来到上海市宝山区的一个打工子弟课外活动中心。这是一个由复旦大学的几名学生创建的活动中心，30多个打工子弟在这里学习合唱、器乐，也玩玩电脑。易老师跟学生们一起唱歌，我被另外几个孩子拉着参观他们的教室。这里的孩子们大都是小学生，也有几个初中生，没有高中生。因为高中不是义务教育阶段，要上高中，他们只能回户籍所在地。但想不到的是，这里的孩子有一多半是出生在上海的，最少的也在上海生活了6年。上海和家乡，一个熟悉，一个陌生，熟悉的城市是他们的暂住地，陌生的家乡是他们必须回到的地方。这里的孩子显然是见过世面的，大大小小的演出参加了不少，从来不怯摄像机。听说我是主持人，好几个孩子都说“不象不象”，在他们的印象里，只有董卿那样的才算是主持人——大场面，舞台，华丽的衣装，不然就对不起这个称号。挺好，这样我们就没有沟通障碍了，随便找把椅子，我们就可以聊天了。

到底是孩子，说话永远是叽叽喳喳的，有时候我还得维持秩序，让一个人先说，其他人听着。跟我聊天的前后有六个同学，只有一个家里是两个孩子，基本上是三个，最多的有六个，一个十三岁的女孩说，她最小的弟弟只有几个月。下面就是我和这些孩子们的谈话：

干嘛生这么多？爸爸妈妈想要个男孩儿！

男孩和女孩而有什么不一样？哥哥可以玩电脑，我不行，哥哥可以出去玩，我得呆在家里，像个女孩儿样。

在家干活吗？洗衣服、做饭、带弟弟。

爸爸妈妈做什么？打工。打什么工？做早点、买菜、开车、当保姆……

我们的摄像累坏了，镜头不知道对着谁好。直到我提出下面的问题，教室里安静了：

上海的同学们歧视你们吗？

有那么一会儿，孩子们不说话了。随即，叽叽喳喳声再次出现，争先恐后，甚至带有控诉的情绪：

有一次中午吃饭，有一个上海的同学没有筷子，跑到我们班找一次性筷子，我们都是从家里带的筷子，没有一次性的，那个同学走到门口指着我们说了句“哼，打工子弟班，连一次性筷子都没有”。上海的小学生都是在学校吃午饭的，说这话的孩子在一所公办学校的打工子弟班上六年级。

上海的同学懂的比我们多，我们不知道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们会说“乡下人”。说这话的孩子的脸上模仿着上海同学的表情，轻视、不屑，他在另一所公办学校做插班生，就是和上海籍的学生混合编班。

有的孩子哭了，这样的描述让他们回忆起了屈辱，另一些孩子安慰他们：“别哭了，他们有什么了不起，考试都考不过我们！”孩子们纷纷让我看他们的手，每一个人的中指上，都有因为长时间握笔磨出的茧子，他们引以为豪，“上海的同学没有！”。然而安慰别人的人，眼睛里也带着泪花。

说起父母的辛苦，一个叫文健的男孩也哭了：我爸爸白天到人家公司里打扫卫生，下班回来还要出去开摩的，他的第一辆车被没收了，又买了一辆，说要把第一辆的钱挣回来，他每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妈妈刚生了弟弟，全家就靠爸爸一个人挣钱，我让他别那么累，他不听……

晚上，我们到了文健的家。那是一片农民工聚居区，从城市的马路的一个豁口拐出去，经过一片坑坑洼洼的土路，在漆黑的道路尽头，他准确地指出了他们家所在的方位。她的妈妈正抱着10个月的孩子做饭，爸爸还没回来。妈妈说自己是文盲，他爸爸也只读到小学三年级。一家四口，住在只有五平方米的屋子里，月租金150块钱。在他们周围，是几百个和他们一样的家庭，昏暗的灯光，拥挤的床铺，还有大大小小的孩子们。

11月12号，星期一，第二天

上午，我们和上海市教委的领导、各区教育局的负责同志以及十几个中小学校长、老师座谈，我们了解的情况是：上海每年要拿出3000万的财政解决打工子弟的教育问题。有公办学校直接转型，专门招收打工子弟的；有命令公办学校招收打工子弟插班生的；有外来务工人员自己创办打工子弟学校，政府投资改建校舍、买黑板、电灯的；有政府派校长到打工子弟学校，帮助提高教学质量的。这么大的努力，也只能解决一半多一点的孩子的教育问题，剩下的孩子，因为居住得太散太边缘，流动性太高，没办法吸纳。参加座谈的有不少是打工子弟学校的校长和老师，说起孩子们，他们总是满怀深情，公办学校的校长也纷纷表示，只要有孩子要求到他们那儿上学，他们不会拒绝。但问题是，原来的城市规划是为市民考虑的，中心地带人口密集，学校建得多，教育资源充分，可房子租金高，农民工根本住不起，他们能住起的地方总是在城市边缘地带，本来学校就不多，人口分布的变化一下子和教育资源的分配形成了矛盾，又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把学校都建起来，《义务教育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的执行面临着实实在在的困难。

下午，我们到宝山区实地采访了一家打工子弟学校，“杨东学校”，这里本来是镇上的中心校，由于原来的居民纷纷搬向市区，生源不足，政府决定把它改成打工自弟学校，全部招收农民工子弟。这个学校的学生来自23个省，最多的是河南、安徽、四川，老师们也是从五湖四海招聘来的，合同一年一签，要求是有教师资格证书。宝山区的打工子弟学校有个特点，政府在每一所学校都推行“女孩儿阳光工程”。因为政府知道打工子弟一般来自多子女家庭，女孩儿往往被轻视，于是要求每个打工子弟学校都要设立针对女生的心理咨询室，帮助女同学树立自信心，鼓励他们自尊自爱。

学校快放学了，门口聚集了一百多名翘首企盼的家长，门里，低年级的小同学们排着队，手拉着手，由老师带领着走出校门。由于拍摄的需要，我牵着一个一年级小女孩儿的手从校园里走出校门。后来我们的队员汪鹏跟我说，我的脸上全是幸福。他说得没错，当你真正拉住这些孩子的手的时候，你会忘记他们跟城里孩子的所有差别，他们的手娇弱无力，他们的脚步履蹒跚，她们的背包里是一样的课本，门口，有和城里的家长一样热切盼望的父母的目光。

11月13号，星期一，第三天

我们到静安区的一片农民工聚居区作随机采访。这里是市中心了，只是在街道两边看不到的地方，隐蔽着一片城市里的村庄。出乎意料的是，这里的孩子家长们都对上海的义务教育表示满意。一位来自安徽的大嫂还表示，上海的学校收费比他们当地还低；另一个河南商丘的大嫂家里有两个男孩儿，都在上海的公办学校上三年级，采访的过程中，儿子放学了。我问他们将来想干什么，他们都说要考大学，我说然后呢？他们没说话，我暗示他们要好好报答爸爸妈妈，没想到小儿子冒出一句：“那还能不能娶媳妇？”

下午，我们赶到金茂大厦88层观光厅录制最后一段主持人的结束语。面对镜头，背景是整个上海，我录下了这句话：“上海太美了，高楼大厦，车水马龙，有多少人在这座现代化的大都市里追求着自己的梦想，同时也面临着生存的问题。了解了上海的打工子弟的教育和生活状况，现在再站在金茂大厦俯瞰上海，我心里有太多的感慨。上海的情况就是发展中的中国的缩影，它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中国的问题。我们的行动就要结束了，但是对打工子弟教育问题的法律服务，还需要更多人的参与。”

不用准备和设计，这些话是自己冒出来的，凡是真正感受过的人，都会这么说。

在回北京的飞机上，我脑子里总是抹不掉第一天一个初二女生跟我说的话：“我将来要学法律，我想弄明白，为什么外地的同学不能在上海读高中，我要改变它。”

正在读取最新的日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