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界里的风风雨雨我们都经历过，但是面对乌云翻滚和电闪雷鸣时内心能否做到波澜不兴，并以审美的静观寻找情感的愉悦和形而上的境界，则会因人而异。

有时，形势所迫，我喜欢逆向思维。因此，说到风雨，我喜欢先从阳光开始，原因可能是居安思危。但更多的还是出于爱，出于情感的付出。

昨天是周末，北京风和日丽，非常晴朗，虽有些风但是公园里老人，少妇和孩子们的脸上与蓝天一样灿烂，纯洁。而忧国忧民的海外朋友则对我说：“要是奥运期间北京大部分天气是这样的，西方媒体也不会在环境保护问题上批评我们了。”说罢，此君一声长叹。所有爱国的言行都令我感动。另一位朋友则从香山发来短信，感慨居高临下看北京，能见度好极了。风清气爽，一切尽收眼底。他的意思是所有颜色都被还原为正宗，都那么纯粹，那么简单，那么令人有安全感，那么令人眷恋。

今天早上拉开窗帘，欣喜地发现外面淅淅沥沥地下着雨，暮春的气息因最高气温只有16摄氏度而使满眼的绿色更加冷静和纯正。风云际会的北京城往往少雨，所以有了孤独而巍峨的天坛：从黄土高原到华北平原，大漠孤烟的心境让称孤道寡的历代统治者在天坛十拜九叩，问苍天祈雨,愿黎民百姓风调雨顺。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我，每逢微风细雨总在内心把吝啬的几滴天泪当作知遇之恩，恨不得登高临远，放眼希望的田野，祈祷被边缘化了的农民今年能有个好收成。恩年了，这个美好的心愿润物细无，在兹念兹。

几滴雨水飘落在我的镜片上，轻柔的风把我拉回到现实。我决定驾车去颐和园昆明湖散步。昆明湖畔，弱柳依依。薄雾中的佛香阁和更远处的西山近实远虚，墨趣盎然。狭窄的柳堤上三三两两的人们要么步履匆匆地锻炼，要么惬意地轻声交谈悠悠散步。柳线莺梭，新雨空濛中似只有我一人穿越时空，遐思到视线以外，去追寻曾有过的风的记忆和雨的怀念。

39年前的一个夏天，六岁的我不比雨伞高多少。记忆中我扒着窗沿儿探着小脑袋惊恐地望着窗外，震撼的雷电撕开厚厚的云层，瓢泼大雨一阵紧似一阵，我忙忙乎乎地用一个破旧的搪瓷脸盆在屋里犄角旮旯接着天棚漏下的雨，而心中则非常着急出去一天的父母在露天挖防空洞，怕被雨打湿了。所谓防空洞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修筑人防工事。当时的国家领导人与苏联闹翻了，准备与苏联老大哥摊牌，大打一场，也就是毛主席说过的反修防修。从小就听说，苏联军队一夜间就可以掩杀过来，中央准备最坏情况下先让出东北三省（不是蒋介石当年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投降主义路线），是诱敌深入，把敌人放进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这是我小学语文课时造句用过的口号。鉴于此，父母单位附近的堑壕纵横交错，都成了孩子们拿着玩具手枪模仿大人玩打仗游戏的好场所。可是，这天下大雨，左邻右舍的小朋友们都被闷在家里了。我则心里特别惦记在外务工的父母。于是，在雨势稍微减轻后，我扛起一把黄得发旧的油伞，穿上过膝的大雨靴，在泥泞中跋涉，走向五里地开外的三线公共汽车站。记忆中，这是个漫长的过程。要路过一个市郊的南小屯，一个汽车修配厂，还有一个机床厂。路的两侧有玉米地。马路没有沥青，也不是石子路，除了泥就是泥浆，还有马和牛的粪便，唯一让人辨认出是路的痕迹的就是卡车驶过后留下的深深的车辙，里面积着水。我在凛冽的斜风中迎着雨，深一脚浅一脚，每走一步都怕大号的靴子会被泥水粘黏着拔掉，所以我是趟着提着拖着硕大的靴子，一步步艰难地迈向与爸妈不期而遇的公共汽车站。我想给他们一个惊喜，让他们表扬我，说我长大懂事了，知道会照顾人了。不知过了多久，我终于来到汽车站。雨总算停了。天边出现一道彩虹，美极了。我呆呆地望着彩虹，心中拼命猜测着为什么大自然会这么神奇，我冷得发抖，希望尽快看到彩虹那一端的爸爸妈妈乘坐公交车与他们的同事们嘻嘻哈哈地谈笑着下车，然后瘦小的我把雨伞一收，从巨大的伞下现身，给他们一个惊喜。我就这样做着梦，相信我的嘴角一定始终挂着天真的笑。因为我在等待，等待一个美好时刻的带来。天色渐渐黯淡了，可我一直没有等到。后来，我带着极度的失落和伤心，以付出十倍的艰难原路返回家中。

他们已经回家。父母带着责备的眼光审视我一身的泥水和青紫的脸色，他们不明白我为什么泪水在眼中打转，并终于躲到厨房里伤心地哭了很久，一肚子的委屈无从解释。最终，我选择了沉默。爱不需要大声地喊出来。要用实际行动去呵护。

今天我已长大，而且我还明白，自己有两个意义不同的父母，一个是给与自己生命把自己抚养成人的衣食父母；另一个是赋予我政治生命和荣誉的国家和民族。面对父母，朝夕相处我们总是难免会有委屈。不同的是，在生身父母的前后，我们都会自然地放任自己的情感，任眼泪挥洒。但是在祖国受到伤害，民族尊严受到践踏时，我们是否只能选择把泪水咽在肚子里，沉默地接受一切变故和不公？更多时候，我们希望挺直了腰，把爱化作力量和信仰，以自己的生命和热情呵护父母。这是深层的理性的爱，是成人的负责任的爱和爱的表达，因为我们今天面对着全球化时代和谐社会的公平和公正的原则，面对着五环旗下国际利益高于民族利益的命题，也可以说是挑战吧。这是对我们新一代政府和人民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以及国际视野的考验。

我四十五年间经历的国家地缘政治和文化交流的变化先从六七十年代的反修防俄发展到冷战后的警惕西方反西方的官方和民间的心态。因为有过反帝和反殖民地的历史和痛苦，我们的历史情结非常深重，我们的心态格外复杂。而经济上的崛起让我们在狂欢中似乎忘记了，工业化国家先富起来的那些人，不仅在乎物质，他们更相信信仰的力量和形象。这是我们中国这两代人大而不强，富而不贵的根本原因和结果吧。

中国崛起的时间如果从1978年算起，至今才只有30个春秋。而全球化的今天，我们与国际社会打交道的经验并不丰富，心理承受力甚至可以说是脆弱的，因此中国还很年轻。当西方媒体排山倒海一样的批评向我们袭来，当圣火有可能因为如潮的批评而熄灭时，我们担心国家的尊严受到侵害，于是海外游子率先发出呐喊，挺身而出，以他们瘦小但是可贵的尊严和胸膛试图挡住汹涌的海啸扑向北京。结果五星红旗遮天蔽日，国歌嘹亮，响彻伦敦巴黎和旧金山的大街小巷。但是，我们忘记了，圣火首先是全人类文明的象征，是全世界五环旗猎猎的精神感召着人们去超越我们的体能极限，以及我们的世俗和偏见。冷静下来想想，这里圣火路线的沿途不应仅仅只是飘扬着五星红旗，这种自我陶醉和过度的张扬不符合奥运精神倡导的国际和谐和对狭隘精神与情感的超越。当我们谴责西方媒体只报道藏独分子而忽略了北京的声音时，我们也同样忽略了，此时，只有更多地高举起五环旗帜才是中国人的襟怀和包容；我们的国旗固然是所有中国人的骄傲和精神寄托，但是我们试图捍卫的首先应当是全人类的尊严。然而，我们的热情转化为激情，我们的激情在汉城转化成肢体冲撞，当圣火所到之处五环旗完全被五星红旗所淹没，国外媒体惊呼：可怕的中国民族主义席卷全球，中国人把奥运政治化了的结论和噪音不绝于耳。一段时间来，西方媒体在猜测，21世纪无可避免的一个新的超级大国如果带着这样的狭隘走向世界，将是人类的灾难。这是危言耸听吗？不，不全是。不管藏独分子多么可恶，西方媒体多么偏见，一个主张和谐共建和和平崛起的民族在此关键时刻变成与西方对立的在他们看来是个“巨兽”的形象，这绝对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绝对不是我们申办奥运的宗旨。伤口流着血，心里流着泪，被藏独分子恶人先告状，我们先失一局，在国际舆论战中，我们败下阵来，我们需要反省。

国家形象的破坏和国家安全受到威胁一向来自两方面：内忧和外患。不可否认，我们的国际意识仅仅处于刚刚苏醒的状态，我们还在蹒跚学步，我们热情有余，理性不够。危机来临，特别是政治危机降临时，我们本能地选择回击。但是我们似乎忘记了，除了反唇相讥进行有力地回击，以攻为守之外，对话和包容更是一种大器。等而下之的是，有人依然使用文革语言去咒骂自己的对手：一个笃信宗教并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一个“慈眉善目”口口声声主张非暴力的“温和的老者”，被我们自己的个别高级干部说成是披着人皮的才狼。这样的斗争艺术不能说是知己知彼的，是值得商榷的。当我们的媒体也铺天盖地地宣传着自己的主张，以非常态的战役性的报道去谈论西藏问题时，我想起了英语的一句话：MORE IS LESS，即孔老夫子所说的：过犹不及。21世纪的今天是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在追求和平友好地融入到国际社会里，文革式的语言当然过时，而且首先会引起自己阵营里的反感。对付外辱，我们也要分清情况，不能长了敌人的威风，灭了自己的志气。有些情况可以置之不理，恢宏大度，不去计较。一个大国的胸襟意味着要经得起批评甚至辱骂。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和实力根本不会因为全球的反美浪潮和情绪而受到实质性削弱，虽然约瑟夫奈等富有良知的美国战略大家深恐美国的软实力受到危害。七十年代初，美国已故总统尼克松访问拉美国家时，有人把鸡蛋扔在他脸上，他高傲的鼻梁上挑着蛋黄依然在人群中微笑着缓缓前行，没有动怒和失态，没有冲着人群愤怒地叫喊和对着骂街，而是挥着手向欢迎他的人群表示谢意和友好，这样的风度是当今世界的大国之君的气概。想必只有民主国家里习惯了媒体的敌意和挑剔的领袖人物才能有这样的定力和宽容。

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口号之一是：超越自己胜过击败对手。真是发人深省，耐人寻味。

2008年这个多事之春表面看来似乎本来是一个不该发生的故事，似乎完全是因为藏独分子“3.14”事件的搅局。我们如是说。但是，既然已经发生了，那就一定有偶然中的必然，而且我们的反应一举手一投足都会被西方媒体带着挑剔的眼光去审视：他们的口气和眼神似乎永远问着一个问题的几个方面：你们合格吗？你们有足够的胸襟和眼光吗？你们能成为世界道义和舆论领袖吗？

    这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随着圣火在境外的传递告一段落和中央恢复与达赖的对话，似乎雨收云住了。但是，我们没有见到天边的彩虹，越来越多的人在寒风中等待，齿冷，寒战，内心充满痛苦。更让人不寒而栗的是，奥运会举办期间，将难免会有一些居心叵测的人云集北京，亮出他们的政治主张，我们该怎么办？中国官方从来不习惯被公众公开的质疑和批评，尤其是街头革命式的游行和抗议。地球村里，我们这一角没有这种宽容的文化。但是，狼在逡巡，兽在出没，甚至用心善意的人也会提出批评。政府该如何处置这样完全可以想象到的群体事件？

   这是成长的烦恼。成长是没有止境的动态过程，国家与个体，成人与孩子都有学习和再学习，教育和再教育的必要，这是竞争的压力，更是文明的需要。无人否认，最有内涵和最有质量的成长无一例外是在逆境中完成的。

   可喜的是，我们在逆境中检阅了八零后孩子们的可爱和血液里的爱国情怀。但是至今还有部分外国媒体认为，有些年轻人在抵制家乐福和上街游行的时候不免带着起哄和凑热闹的心态，字里行间和他们的口气不无嘲讽和不甘。其实，那意思很清楚：你们的国际年龄长大了吗？你们的民族素质到底如何？国际社会在考验我们。检阅和批评永远是双向的。也应该是正常的，这是文明的标准。

我说过，个人而言，一切爱国举止都让我感动。但是爱国的光环下，我们也看到了圣火经过的沿途出现不少荒唐和国人的混乱，如遍地的垃圾，那行为若暴露在西方人的媒体下，比卡弗蒂的辱骂差不了哪去。假如柏杨健在，这些都是面对良知的垃圾和丑陋。

我们不论是在大自然里，还是每个个体的人在成长过程中，总会遇到风雨，难免会有委屈，在逆境中我们有足够的情感去首先表达对他人的爱，去帮助他人，对自己亲人和父母更自不待言。可是，我们的情感经历中又有多少令人尴尬的细节和可怜的境界无法启齿。

爱，尤其是面对我们的祖国，怎样表达都不为过，是无条件的。但是，几千年了，我们对祖国的爱似乎只肤浅地理解为无条件的和绝对的忠诚，表现为盲目的呐喊和山呼万岁，哪怕动用战争。我们似乎忽略了成人的深沉而负责任的方式，那就是劝解，甚至是温和和建设性的批评。这是第二种忠诚。当然，在东方，我们的政治文化还没有宽容到大度地去接受批评，父母对子女的批评也向来不易接受。这个时候，作为子女的我们应该怎么办？情感和理智，真的如此矛盾吗？我们不应忘记，中国的国际年龄实际上只有30岁，而入世才只有七岁，她还在蹒跚学步。爱她，我们就要宽容她，爱她，我们就要帮助她，爱她，我们就要经受得住委屈，爱她，我们就要有勇气去批评和自我批评。顶嘴的孩子没奶喝，顶嘴的孩子受冷落，这在中国的宗亲家庭中，在我们的政治文化中司空见惯，但是孩子毕竟只是孩子，他们把父母当作精神和情感的支柱。用今天的政治学术语，这个家庭中的孩子就是人民。每次从中南海门前经过，我都会怦然心动：门庭里赫然醒目五个大字：“为人民服务。”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国家的利益重于泰山。两者相辅相成。

风雨后，当我们反思理性爱国的话题，我只想说，让我们跟共和国一起成长，一起沉思吧。必要时，我依然会选择沉默，哪怕是非常委屈，但我绝不会落泪，因为母亲有太多令我骄傲的地方，也有太多令我非常不安的惦念。在我们纪念台湾的良知柏杨先生时,我最为感动的一句话是这位多次坐牢的先生说过的：“不为帝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

西方政治学专家会说，东方人的语态习惯把赤裸裸的政治关系罩上含情脉脉的亲情。但是，我会说，今天是母亲节，谨以此篇拙文献给所有热爱母亲的人们。相信崇拜基督和圣母玛利亚的，习惯暗中用肤色判断是非的西方的智者不会简单地否定东方人的这种特殊的亲情和矛盾心态。其实，中西方已经达成共识，我们毕竟在转型，历史毕竟在进步。这是我们应有的自信和判断，而非希腊神话中的恋母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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