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电视剧《天道》的成功与败笔

2012-08-06 10:50:24

文化决定国家、民族的命运?

—— 试谈电视剧《天道》的成功与败笔

(原创:应学俊)

【核心提示】电视剧《天道》的败笔也许正是作者认为得意、深刻之处吧——那就是宣扬“文化决定论”、嘲讽国人民主诉求为“给共产党开民主药方”,宣称“民主不是万能神丹”。笔者以为,如果不“玩”这个,这部作品应当更好。


数年前播出由王志文主演的电视连续剧《天道》(改编自小说《遥远的救世主》),最近才在无意中关注到它。看了一遍,觉得不错。在“戏说”、谍战、娱乐化影视大潮汹涌之时,还有这样的一部颇具哲理性、思想性的作品,也属难能可贵;再加上王志文的上佳演技和说台词的功夫,也确实不错。

《天道》的成功之处:启迪生存智慧及人生哲理

尽管《天道》的台词写得有点“绕”,有观众评说“拽文”,但笔者觉得它在启迪人生哲理及生存智慧方面、在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糟粕的鞭笞剖析方面,不乏可取之处;一些颠覆性的辩证思维也使人不无深思。比如对于“孝道”和“养儿防老”及伦理的批判可谓鞭辟入里;比如“这个年代,执着于出人头地并不难,难的恰恰是不执着于出人头地”可谓一针见血;“人从根本上要面对两个问题:一、生存,得活下来。二、是要回答生命价值的问题,让心有个安住”这是对于人的心灵的关注;再比如“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皇恩浩荡的文化,他的实用是以皇天在上为先决条件……”等等,无须一一列举,这些不仅对人有所启迪,也不能说作者没有些深度。

《天道》的败笔:鼓吹“文化决定论”

但《天道》的败笔也许正是作者认为得意、深刻之处吧——那就是宣扬“文化决定论”、要诠释“文化属性”问题,如果不“玩”这个应当更好。

“文化”的概念涵盖极为广泛,与“文明”相近。文化的界定多达数百种,《天道》不是论文,不可能给出自己的界定。尽管对文化的界定多种多样,但人们一般还是认为,所谓“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狭义的“文化”起码也是指“宗教、信仰、风俗习惯、道德情操、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各种制度等”。

《天道》是如何诠释作品主题“天道”含义的呢?

它通过王志文饰演的主角丁元英之口如是说:“透视社会依次有三个层面:技术、制度和文化。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任何一种命运归根到底都是那种文化属性的产物。强势文化造就强者,弱势文化造就弱者,这是规律。也可以理解为‘天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样,我们便看到两个问题:一是作者把技术、制度从文化中扒拉出来与文化并列为三个层面,似乎它们不属于文化的范畴,这是否妥当?殊不知也还有“制度文化”一说。二是作者明显宣扬“文化决定论”。而文化决定论是处于困境中的命题,也许可算是一个伪命题。

本文沿用作者将制度从文化中剥离后的“文化”概念进行一点讨论。

1、文化对一个人、一个民族价值选择的“决定性”是相对而有限的

一个民族、一个人的文化结构,对于他们的价值选择和行为方式的确会产生深刻影响。但它不具有对一个人、一个民族或国家命运如何的“决定性”。

我们可以想一想,当陈胜、吴广作揭竿而起重大选择时,他们的抉择应当与文化无关,而与人求生存、趋利避害之本能有关,即所谓“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反正都是一死,揭竿而起即使失败,也死得壮烈,何况兴许有成事的可能。这与文化几乎没有什么关系了。

孙中山欲推翻帝制,是因为中国积贫积弱、清朝政府腐败无能、中华民族受列强欺凌的现实使然还是所谓文化使然?中共建党初期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看到中国劳苦大众水深火热民不聊生欲变革图强求生存谋发展使然还是所谓某种文化使然?再说关于对民主、自由的追求——当一个国家其公民的基本权利(人身权、财产权、言论权、监督权等)无保障,人们才会对民主、自由愈加渴望,这是人求生存谋发展的本性使然还是某种文化使然?当政治清明、民生有保障,于是便有百姓安居乐业的太平盛世出现。此也为文化不具有“决定性”之一证。

而上世纪50年代,全国55万人蒙冤被划为“右派”成为专政对象,锒铛入狱者有之,“戴帽子”成为任人可以欺凌的贱民者有之,联系到他们的亲属,几百万人的悲惨命运是文化使然还是制度(人治)使然?他们有选择、遁逃的任何余地吗?

按《天道》将“制度”从文化中扒拉出来的思路,我们来看看:改革开放前后的中国,同一个执政党领导,但改革开放前六亿神州之泱泱大国的经济远远落在飞速崛起的“亚洲四小龙”香港、新加坡、韩国、台湾之后,连邓小平也感到中国似乎有了被开除“球籍”的危险;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迅速腾飞,甚至使东南亚一些国家包括日本感到威胁,美国虽背地里总想掣肘中国,但表面上也还不敢过分;中国许多百姓的命运由此改变。执政党没有变换、执政党的基本理论没有变,仅仅是经济体制稍有改变,便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是观之,究竟是文化还是制度决定国家、百姓之前途和命运?由是观之,《天道》借丁元英之口说出的“中国为什么穷,穷就穷在幼稚的思维,穷在期望救主、期望救恩的文化上”,这能站得住脚吗?

再说,日本、韩国、香港、台湾,同属亚洲文化大系,甚至与中华文化血脉相连,韩国甚至还与我们争中华文化的某些正宗地位。然而,他们在并未摒弃民族文化的前提下,以不同程度选择了大体类似西方的民主制度,日本不仅不排斥中华文化中的某些精华,甚至比我们更重视,更未搞过什么“批林批孔”运动,而在制度上却几乎全盘西化——试问,文化决定了这些国家、地区的命运和制度选择了吗?而决定这些国家、地区迅速发展命运改变的是文化还是制度呢?

笔者所言,并非要证明文化对一个人的行为方式、价值选择毫无意义毫无影响,笔者要说的是,把“文化”或曰所谓“文化属性”视为决定命国家、民族命运的根本因素,这是有点不靠谱的。而《天道》的作者让作品主角丁元英居高临下玩深沉,嘲讽国人的民主诉求为“有人给共产党开民主药方”,大呼“民主不是万能神丹”,引导人们不去关注具体和当下,而去关注“遥远的救世主”——所谓“文化属性”的“天道”,这种所谓文化决定论岂能不说是一画蛇添足的“败笔”?

2、统治者决定制度并决定着文化,而非文化决定一切

《天道》中“哲人”丁元英说:“我们这个民族总是以有文化自居,却忘了问一句,是有什么文化?是真理真相的文化,还是弱势文化……”。此话还真的不错,然而,我们允许有“真理真相的文化”吗?我们有丁元英所言“按规律办事”的文化学术自由吗?文化的概念中包含着历史,这应当是无可争议的。那么,我们的青年能读到“真理真相”的历史吗?不说百姓中本来很多很多就“没文化”,即使“有文化”的百姓、正直的知识分子,就总体而言,他们有文化自决的任何权力吗?当我们被虚假的历史文化灌输了几十年,我们是否应当拷问拷问:是统治者决定着制度、决定着文化,还是文化决定着民族、国家的命运?是谁在“玩”文化于股掌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丁元英没有触及或许也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正因为文化对一个人、对一个民族的价值选择、行为方式会有深刻的影响,所以历代统治者从来不会忘记“玩”文化,大搞文化专制。

秦始皇一开始也玩文化,养门客,但当发现似乎不能为己所用时,便果断而残酷地焚书坑儒,不玩文化而坚决“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了;及至汉朝,董仲舒向汉武帝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策,以巩固江山社稷,禁绝“七嘴八舌”,这又玩起了文化专制;到了袁世凯,为了当皇帝,为了绝灭民主、民权政治思潮,连发《祭孔令》,开始了官祭孔子,也类似玩“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把戏了;而到后来的“革命文艺”以致“文化大革命”,文化就被“玩”得滴溜溜转,不仅是文化专制,而且直玩得你晕头转向,直接把一些真正的“文化人”玩到监牢里或投水上吊自杀,玩得全国武斗内战血流成河……孔老夫子一会被尊为至圣,一会被踩在脚底,而如今重又被捧上了至尊地位,“孔子学院”遍布世界,孔夫子的塑像差点被列于北京那个著名的广场,中小学里晨读又开始读《弟子规》了,更有明星学者将孔子《论语》变为心灵鸡汤、救世妙方和人生箴言,为某种需要而任意解读。“文化”难道不是统治者玩的统治工具?我们想与丁元英探讨一下:是统治者、社会制度还是所谓文化决定“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由是观之,文化决定论靠谱吗?如果说中国文化有这样那样的糟粕,有所谓“弱势”属性的因素,如丁元英所说“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皇恩浩荡的文化……”这恰恰是统治者所造就所需要的,还是一个民族的自决创造和选择呢?鲁迅对中国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之儒家文化所言一针见血:“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文化也许能决定什么,但它首先是被统治者决定的对象。

关于此,200多年前(1748年)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也已有过阐述,至今看来并未过时,他指出:专制政体需要绝对服从,人民是愚昧、怯懦、沮丧、麻木的,法律是残酷的惩罚,教育是培养奴隶、压制思想与自由的工具。君主立宪、共和国家的教育所努力的是提高人们的心智,而专制的教育所寻求的是降低人们的心智。专制国家的教育就必须是奴隶性的了。——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文化的被决定性以及中国文化中之糟粕的由来。

● 文化的决定性和不可决定性

从历史的角度看,文化的确是一种客观存在。思想观念指导着人的价值选择和行为方式。所以笔者不否认一个人的文化结构如何,对一个人的价值选择和行为方式绝对有深刻的影响,但这应当主要发生在基本衣食无忧和基本权利获得保障之后,而不是在为生存和基本权利而奋斗之时。这就正如马克思对人类社会进行研究后有一个发现,也是一个简单的真理:人首先要吃饭,穿衣,解决衣食住行问题,然后才能够从事政治经济文化等高尚活动;也正如《天道》中丁元英希望对人生、文化有所探究和思考时说“以前做不到,现在有了两个钱,有可能了”,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两个钱”,丁元英也只能去打拼挣钱而无暇考虑什么“文化”问题了,难道不是这样吗?只有“有了两个钱”,这时文化才对丁元英后来的价值选择和行为方式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这就是文化的决定性和不可决定性。

因而,把文化上升为决定“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命运的高度,这是基本不靠谱的。决定一个人、一个民族的命运选择的根本因素只能是这个人、这个民族求生存、谋发展的需要以及一批领袖人物行动的智慧,文化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只能是第二位、甚至是第三位的。否则,我们就无以解释本文所提到的那些历史和现实,更无法解释中国改革开放前后国家命运的天壤之别。当我们无视现实弊端产生的直接根源,而一味关注“遥远的救世主”,把文化和所谓“文化属性”视为决定一切的根本,且称之为“天道”,并不止一次地嘲讽“民主不是万能神丹”,这就有因果倒置之嫌了。这不能不说是《天道》的败笔。□

2012.7.25.    

【参考文献索引链接】

1、电视剧《天道》对白剪辑(共7小节/视频)

2、应学俊:从于丹解读“子贡问政”说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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