翠微路2号院中的三位传奇人物 [图]

2017-02-11 18:02:11

2017年02月07日

他们辉煌过,潦倒过,人生随着历史的大潮跌宕

翠微路2号院中的三位传奇人物

 

  

 

  翠微路2号院渊源

  早在日伪统治时期,日本人就在东西长安街到城墙的两端扒开了两个豁口,取名为启明门和长安门1945年抗战胜利后改为建国门和复兴门,并沿用至今。当时日本人也想改造北京,希望北京向外围,也就是向西郊发展,所以就在复兴门外向西,大概从今天的广播大楼开始,一直向万寿路、玉泉路方向拓展这一片地方当时取名叫“新北京”,也建了不少日本格局的房子,我们今天能见到的八宝山人民公墓的骨灰堂,就是在那个时期的日本神社基础上改造的。

  当时在翠微路也盖了一所大院,占地非常大,是日本某机关的驻地,新中国成立后改叫翠微路2号院。这个地方新中国成立初期就成了北京农业大学所在地,农大在那里时间不长。50年代中期以后,那个院子是文化学院所在地。文化学院今天提的人很少,了解的人也不多。1960年前后,商务印书馆(以下简称商务)和中华书局(以下简称中华)搬到翠微路2号院。当时机关的人不是太多。院子里有一座南北向的大楼,名字就叫大楼,一共层,此外还有一个西楼,也不小,西楼到60年代中期搬进了印刷技术研究所。

  大楼只有中华和商务两家单位。大楼是南北向的工字楼,三个楼门,以中间划分,靠西侧的一半为商务,靠东侧的一半为中华。当时主政中华的是金灿然,主政商务的是陈翰伯,都是能力很强的领导干部,从此中华和商务迈进一个新时期。

  我的父母是1961年左右搬到翠微路2号的,我开始经常往来于城里和翠微路,直到1964年我才彻底搬到那里去住。我记得很清楚,院子很大,分成几个区域,最好的是一片日本别墅式的平房,属于一区,是地位比较高的人住的地方,像为中华做出巨大贡献的金灿然、被错划为“右派”的宋云彬等都住在那里。在金灿然时代,那个院落花木扶疏,十分幽静。

  二区和三区也是日本式的平房,但是条件相对差一些,多是两三家合住一所平房。最西头还有两座L形的三层楼房——西南楼和西北楼,西南楼是商务的职工宿舍,西北楼则是中华的职工宿舍。整个2号院里有齐全的办公生活区域,还有很大的篮球场和果园,除了商业什么都有,因此买东西要到翠微路商场

  中华和商务在这个院子里一直到1969年,两家都被要求去湖北咸宁五七干校,这个院子就交给了锅炉厂,之后的环境就越来越差了。1971年商务、中华从干校回来就搬到了王府大街(当时叫“人民路”)的原文联大楼,只有少部分职工还住在翠微路2号院,同时锅炉厂的职工也陆续搬了进去,那是“文革”中这个院子比较混乱的一个时期。

 

  大胡子丁晓先

  中华、商务在翠微路2号院的时候整个院子整理得非常好。我家住在西北楼,是一套三居室的单元,虽然没有厅,但是房子的面积不小。西北楼共三层,三个楼门,我家住二门的二层。整理二十四史工作开始后,全国各地来的好多名教授都曾经住过三门,比如王仲荦、唐长孺、邓广铭、傅乐焕、刘节、罗继祖等等。除了这些人,还有一些经历特殊、身份迥异的奇奇怪怪的人。我们要讲的丁晓先,住在西北楼一门。

  丁晓先曾经改过两次名字,少年时代他的本名叫丁孝先,曾经当过教员,20年代初参加工作到商务以后改名叫丁晓先,“文革”中他受到冲击,他自己说:“我很渺小,不配用拂晓的晓,更不敢‘晓天下先’。”每次批斗他时,他自报家门总是说:“我很渺小,叫丁小先。”因此“文革”他就改名为丁小先了,但是这个名字没怎么使用,后来又恢复了原名丁晓先。

  我那时候才十几岁,他已经六十开外,我经常在西北楼看到他,是留着漂亮花白大胡子的老头,个子不高。那个时代留胡子的人不多,小孩子好奇,我就问我父亲:“那老头是谁?”我父亲第一句话就说:“他很了不起,他本应该是站在天安门上的人物。”这话给我的印象深极了。

  后来,我慢慢了解了一些丁晓先的历史。他是苏州人,1922年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此前做过中小学教员,所以十分熟悉教科书的编写,当时他应该是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商务印书馆一直是企业单位,五卅惨案后,出于保护劳工利益,1925年商务就成立了工会。这个工会带有极强的左翼性质,里面有党团组织,其中有许多非常有名的人,当时推举的十几个领袖人物中,大家今天比较熟悉的就有陈云、沈雁冰等等,丁晓先也列于其间。

  后来丁晓先参加了1927年的南昌起义,当时的很多文件都是由丁晓先执笔的,今天在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里还能看到丁晓先的名字。但是,在南昌起义之后他就脱党了,又回到商务工作,从此就没有再离开。当时他也住在西北楼一门,但西北楼住的都是中华的职工,是不是他后来调到了中华?我不太清楚。

  丁晓先虽然调到了北京,但和他的苏州同乡来往还很多,比如苏州五老中的叶圣陶、王伯祥,和他的关系都很好,对他也有些照顾。他的著作不多,但编了很多普及型的教科书,也出版过中国近代史的教材,署名都是丁晓先。

  丁晓先人很有意思,说一口苏州腔的普通话,爱说说笑笑,人很开朗。那时和他一起住的应该是他的女儿和外孙。他的儿子很有名,好像当过中央美院的党委书记,可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到院子里来。

  丁晓先一生的际遇不佳,主要是他有一个脱党的问题。1957年又被划为“右派”,“文革”中他受到冲击,也被批斗,但是因为商务、中华两个单位里比他出名、比他权威的人多得很,所以他一直也就是陪斗的资格,并非首当其冲。但是在“破四旧”时他却被勒令剃掉胡子,理由是蓄须是一种示威。那时我第一次见到没了胡子、光着下巴的丁晓先竟认不出来了,非常吃惊,之后又觉得很好玩。

   1969年,商务和中华的职工奉命去咸宁五七干校,这个院子里就分成了去干校和不去干校的两部分人。不去干校的都是年龄比较大、自己主动要求回乡的。丁晓先就属于没有去的,他去南京投靠了女儿。当时选择回乡的人不少,像中华的徐调孚、陈乃乾、吴翊如,商务的老编辑舒重则等。后来的事实表明,这部分回乡的人境遇都不太好,反而不如到五七干校的。比如陈乃乾,他回乡住在女儿家,女儿家里地方小,他的一箱手稿家里没地方放,就放在外面楼道里,南方潮湿,后来一页一页手稿揭都揭不开了,几乎毁掉了。现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的旧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我们现在知道的很多文化界著名人物悉数到过那里,中华、商务当时被编为16连15连

  后来我在丁晓先外孙的纪念文章里得知,他是在1976年去世的。他住在大院里的时候我经常见到他,也时常说话,但我们两家来往不多。在我一个少年的眼里,对于他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一副漂亮的花白大胡子,还有父亲说过的话——“他本应该是站在天安门上的人物”。

 

  形销骨立的李又然

  李又然是浙江慈溪人,年轻时很用功,最初在交通银行做练习生,一年之后考上大学,学习法律。1928年留学法国和比利时,在巴黎大学学习,专业是哲学。那一段时间他结识了罗曼·罗兰,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和罗曼·罗兰保持通信。他还有笔名叫李又燃、李则蓝

  别小看李又然,在当代几十位著名文化人的书札信件中都出现过他的名字,《鲁迅全集》就收入了两三封鲁迅和李又然的通信。

  在法国期间他的思想激进民主,参加法国共产党中国支部。1932-1933年,欧洲成立一个反战大同盟,派了一个代表团到中国来,回国后的李又然担任代表团的翻译。这是他很辉煌的一页。

  1932李又然和党组织失去联系,却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从上海出走,于1938年3月10日辗转到延安。抗战时期有八年时间在延安“文协”和“文抗”任执委和理事、会刊轮值主编,兼作中国女子大学及延安大学世界语教员、辅导文学小组。此外,他1941年8月8日当面向毛泽东反映文艺界情况引起重视,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亲历者。1945年,李又然奉命行军到东北,最早为中共中央东北局赴合江省文化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对于团结东北作家、成立东北文艺家联合会起到重要的作用。解放战争后期,他参加第一届文代会后,又随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南征,曾任政委。土改时去广西。所以,在李又然的一生中和他有联系的人太多了,如鲁迅、曹聚仁、阎宗临、萧三等,艾青、江丰、萧军、丁玲和他是挚友。

  李又然的命运变化发生是在“肃反”之后、“反右”之前,因为他是鲁藜成名组诗《延河散歌》向胡风的推荐人,当鲁藜被打成胡风分子时,他站出来为之担保,当晚即被逮捕关押竟被划为正受审查的“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第三号人物,之后长期处于逆境。那时候有一个词叫“运动员”,说的就是李又然这一类人,指的是哪次运动他们都脱不了身。

  我对李又然的印象直到今天都非常深刻。有一个成语叫形销骨立,不理解这个词的看看李又然立刻就会懂了。他背驼得很厉害,体重也就40公斤,给人的感觉是风一吹就要倒。虽然本来个子不矮,从他年轻时和艾青的合影照片看,应该个子挺高,但是从50年代中期以后,逆境让他直不起腰,显得那么萎缩和消瘦。

   60年代初期,李又然的工作关系在商务。关系虽然在商务,但他却没有资格住到西南楼,因为西南楼、西北楼里住的多是中层干部或者受到一些照顾的人(此处明显有误,因时任中共商务印书馆总支书记陈锋一家即住二区,他不仅高于中层,且为一把手——李兰颂注)。李又然住在二区,生活可能很糟糕,穿得很邋遢,不但消瘦,还显得一脸病容。我万万没想到他这样一个人居然挺过“文革”,熬到1979年恢复名誉,1982年8月经丁玲、周扬等干预住进同仁医院干部保健病房,并在那里去世。

  我见到他的时候是“文革”前后,他的外在形象让我总也忘不了。眼睛很大,可能是牙齿脱落,显得瘪嘴,又瘦又驼背,网上的照片是很美化的,只有一张他在病床上的照片还像我印象中他形销骨立的样子。

  李又然当时最大的特点,是极其谦卑的神态,就算在一条两个人能够从容错开的路上,只要遇到对面来人,哪怕是个孩子,他都会立刻侧身靠在一边让来人先过。我经常到食堂打饭,李又然不会做饭,每天都会去食堂,永远带着他的一个女儿,十三四岁,长相清癯而秀气,十分文弱,很像她的父亲,是个很乖巧的孩子。李又然有时走路都会打晃,这个女孩总是小心翼翼地搀扶着他。

   半辈子处于逆境的李又然,给我的感觉就是小心、谨慎、恭谦。后来,他去干校,我上山下乡,从此就再也没有见过。在我的印象中,他就是那个年代最倒霉的知识分子的形象,但同时又具有顽强的抵御苦痛的耐力。

 

  一生坎坷的关露

  第三个人物就更有名了,可以说是个传奇人物,她就是关露。关露是一个传奇人物,也是一个一生不幸的女人。

  关露的籍贯据说是北京延庆,出生却在山西右玉。年轻时到上海,进入上海的文化圈,当时曾经是左联的进步作家。她也是民国时代很有名的女作家,和柳黛、苏青、张爱玲并称四大才女。有很多当时很著名、而如今可能已经被人遗忘的歌曲是她作的词,比如赵丹主演的《十字街头》中的主题曲《春天里》,“春天里那个百花香,啷哩个啷哩个啷哩个啷。”就是关露写的词。

  关露因为最初和左联的联系也就和党有了接触,她是正式受派遣打入敌人内部的。到汪伪时期,关露受组织派遣对极司菲尔路的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试探性地做策反工作,这期间和李士群发生了极为密切的联系,直到李士群被日本人毒死。另外她受潘汉年的领导,有很多单线的往来,所以她的历史是极其复杂的。

  关露一生被她不同的身份困扰,才女、作家、诗人、红色特工,诸多的身份、复杂的政治背景使她的一生际遇坎坷。我们今天看到的许多影视剧都有关露的影子,例如《色戒》。除了极少数人知道她是中共特工,在全国人民面前她就是卖身投靠的汉奸,因为抗日的时候她曾经两度赴日参加作家会,因此当时文艺界的人士都不和她来往,共产党表面上也不和她来往,汪伪认为她曾是左翼作家,日本人对她也有怀疑,所以可以说她一直处于危险的环境中。

  这种状况一直到解放战争前后,有一段时间关露的处境还不错,党组织承认了她的身份,后来到了东北解放区疗养。因为潘汉年做上海市副市长的时候给她做了证明,关露曾一度到了文化部电影局工作。后来潘汉年出事,关露也就跟着被关了起来。60年代初被释放,1962年经文化部电影局与商务印书馆领导陈锋协调,关系转到了商务,但是实际上并未参加正式的工作。“文革”中给她做了“定性”,说她虽然接受党组织的任务打入了敌人内部,但同时也有汉奸行为。这对关露来说是很惨的一件事。

  关露自从到商务后的心情还是比较舒畅的,自己愿意工作,但是由于身体不太好,实际不能工作。那时候买房子便宜,好像她还在香山买了一所小院落,到那儿去写作,但是大部分时间还是住在翠微路。那时关露住在翠微路2号院中二区或三区很小的一个房子里。我没有去过她家,但却和她有过接触。

  关露不但是才女,也被认为很漂亮。我看到她的时候她50多岁,个子不太高,也就1米60左右,人很精神,但是并不算漂亮,却穿着朴素得体。去买东西总是提着一个布口袋,和人不太交往,但是据说她和老一辈电影局的人还是有联系,所以她的来往书信也比较多。

  当时翠微路2号院的包裹、信函都是送到大门口的传达室。那个传达室很大,有三间屋子,最外面一间负责收发信件,也有电话。因为院子太大,传达室是无法传电话的,一般都是打电话双方约好时间,到时间到传达室打或者接。关露那时候也常去传达室等电话、等邮件。我因为经常替父母取信件,所以常在传达室见到关露。

  我中考结束那一年夏天等中考录取通知书,天天去传达室,因为那时候不像现在准时发通知,不知道通知书什么时候寄到,于是就得去传达室坐等。所以那些天经常在传达室见到关露,她还问我是否在等中考通知?并且与我聊天,我就发现她对外界事情很了解,并不是封闭的。之后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的中考通知书终于到了,关露也很替我高兴,恭喜我考取第一志愿。我也就因为传达室这个媒介认识了关露。

  我那时候对关露的事情不了解,她的历史是后来才慢慢知道的。她给我的印象就是很端庄,风度很好,但是人比较单薄。

  当时翠微路2号院的人,包括附近军队大院的人买东西都要到翠微商场。那时候翠微商场是平房,不像现在这么高大辉煌。一个商场日用百货、副食、书店、邮局、银行都有,在书店、邮局也经常碰到关露。翠微路2号院在当地属于极特殊的一个单位,因为周边都是军队大院。

  我和关露碰面每次都会和她打招呼,叫她“关阿姨”。我自从会骑自行车就不再走路去买东西了,都是骑车。关露买些日用品、副食什么的,我就帮忙给她运回去。一般是把东西挂在自行车把上,我先骑回去,放在传达室就行了。大概也就半站路的样子,但是要她自己拎回去,确实体力不支。关露很特别,从来不让人去她家,据说她有洁癖,好干净。但是等到她第二次被关进去,再放出来之后,家里就不收拾了,弄得臭不可闻。

  当时我对关露没有好奇,只知道她曾经是个女作家,曾经被诬陷为汉奸,只是知道大概情况。1967年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关露了,那时她被第二次关了起来。

 

  丁晓先、李又然、关露都属于“运动员”,只要有运动必然有他们上场。关露在翠微路2号院应该住了四年多的时间,从1962年到1967年,那应该是她一生中比较平稳的一段时光。关露一生没有结婚,没有子女,甚至后来没有人愿意和她来往,一直是孑然一身,度过了悲惨的晚年。丁晓先、李又然的历史大家可能不太了解,但年长的人都知道曾经有关露,从我党的红色特工,到才女、诗人、汉奸各种身份集于一身,后来没有什么人和她有过较深的交往,但大家都心知肚明,她曾经是赫赫有名的关露,曾经是孤岛时期左翼的女作家、汪伪时期的汉奸、中共的红色特工、潘汉年一案的重要人物。

  这就是我印象很深的、翠微路2号院中具有传奇色彩的三个人。这三个人可以说在中国现当代史上都有着浓墨重彩的人生,又同样都有半生坎坷的经历。他们在不同的特殊历史时期中,辉煌过,也潦倒过,他们的人生也随着历史的大潮起伏跌宕。

 

    附记

  选自于《北京青年报【“名家访谈”连载之赵珩】》(2017年02月07日 星期二赵珩/口述审订,该报记者王勉/录音采写/供图/晓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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